史东山的个人简介
史东山（1902年12月29日－1955年2月23日），中国电影导演、编剧，原名史匡韶，因爱家乡的东山，便以为名。浙江海宁硖石人，出生于杭州。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剧协常务理事、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委员兼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影协第一届常务委员。史东山曾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文代会，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拍摄了描写农村改革的《新儿女英雄传》，获得捷克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导演奖。
人物档案
人名：史东山
出生日期：1902-12-29（杭州）
去世日期：1955-2-23
星座：魔羯座
亲属成员：
夫人：华旦妮
儿子：史大千、史大中、史大里
女儿：史大同
英文名：Dongshan Shi性别：男民族：汉身高：生日：1902-12-29体重：生肖：羊国籍：中国(内地)星座：双鱼座出生地：浙江杭州血型：A型职 业：导演毕业院校：所属公司：代表作品：《新儿女英雄传》人物小传
20岁进入上海影戏公司任美工师，并担任临时演员，业余时间学写剧本。1925年，他编写的剧本《柳絮》被公司采用，自任导演，这是他的处女作（上映时名《杨花恨》）。此后他编导的影片还有《同居之爱》、《王氏四侠》和《银汉双星》等。九一八事变后，与蔡楚生合作编导了《共赴国难》，从此走上新的艺术道路。1932年以后，编导了一系列广泛触及社会问题，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影片，如《奋斗》、《人之初》、《长恨歌》、《狂欢之夜》、《青年进行曲》、《保卫我们的土地》、《胜利进行曲》、《还我故乡》等。抗战胜利后，编导了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被认为是为战后中国电影奠下了一块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直担任电影方面的领导工作。工作之余，编导了影片《新儿女英雄传》，该片获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导演奖。他还重视电影、戏剧的理论建设，曾致力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研究，并著有电影理论专著《电影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论电影镜头的组接》等。曾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
人物生平
史东山（1902.12.29－1955.2.23），中国电影导演，编剧。 原名史匡韶，因爱家乡
自幼爱好艺术。由于家境贫寒，史东山17岁出外谋生，来到张家口，在电报局当报务员，业余学习绘画。的东山，便以为名。 浙江海宁硖石人，出生于杭州。他之所以署名“东山”，是因为故乡海宁有一座苍翠秀丽的山峰叫东山。他出生在一个爱好艺术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擅长绘画、写作、音乐，从小受父亲熏陶较深。
1921年进入上海影戏公司任美工师，绘制电影背景，刻苦钻研电影业务，并担任临时演员，这样，他涉足影戏圈，业余时间学写剧本。
1922年史东山进入上海影戏公司担任美工师，并做过演员。
1924年，开始担任导演，次年编导了第一部影片《杨花恨》，获得好评。
1925年，他参加“征文”比赛，编写的剧本《柳絮》被公司采用，他自任导演，这是他的处女作（上映时名《杨花恨》）。此后他编导的影片还有《儿孙福》（1926）、《同居之爱》（1926）、《王氏四侠》（1928）和《银汉双星》等。
1930年，史东山入联华影片公司。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与蔡楚生合作编导我国第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故事片了《共赴国难》（1932），从此走上新的艺术道路。1927年前后，史东山编导了《王氏四侠》、《银汉双星》等影片，这些早期作品表现出史东山倾向于唯美的艺术观。
1932年以后，他编导了一系列广泛触及社会问题，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影片，如《奋斗》、《女人》、《人之初》、《长恨歌》、《狂欢之夜》、《青年进行曲》等。
1933年，他参加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担任执行委员。1933年，《人之初》一片标志着史东山在创作上的明显转变。《人之初》的艺术形式依然富于美感，但已经开始和积极的内容融合在一起。
1934年，他编导了表现妇女问题的影片《女人》。他在艺术上有明显转变的代表性影片是《人之初》，影片主人公张荣根的工人形象性格鲜明、质朴感人，编导处理细腻流畅。
抗战期间，1937年，在重庆参与创建中国电影制片厂，并摄制抗战四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好丈夫》（1939）、《胜利进行曲》（1941）、《还我故乡》（1945），时代气息强烈、爱国热情高昂，颇有影响。抗战胜利后，他受周恩来委托，在上海和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组织联华影艺社，后与昆仑公司合并，成为抗战后进步电影的新阵地。
1951年他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之余，改编和导演了影片《新儿女英雄传》，获1951年第六届卡洛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中的导演奖，从影30多年，创作了20多部影片。并著有《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论电影镜头的组接》等书。 史东山编导的影片，内容丰富，人物完整，具有历史的概括性与生活的真实感；在艺术上富于简练、明快、流畅的特点。抗战胜利的1946年，史东山回到上海，与郑君里等电影界进步人士一起筹备恢复了联华影业社（后改为昆仑影业公司），并拍出了著名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是史东山一部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电影的一部扛鼎之作，为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编导了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被誉为“为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基石”。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剧协常务理事、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委员兼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影协第一届常务委员。史东山曾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文代会，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2月23日，史东山自杀，不幸逝世，终年53岁。在从事电影艺术三十余年的生涯中，他拍摄了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影片，为中国电影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演艺经历
1932年7月13日美国电影商人在《新闻报》上刊登美国注册中国第一有声影片有限公司招股启事。香港影院托拉斯卢根和上海美商汇中银行经理马克等筹组美国注册联合电影公司，也在报上刊登招股启事。左翼电影工作者对此表示反对并提出抗议。21日，洪深在《晨报·每日电影》上发表《美国人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办电影公司摄中国片》，22日又在《电影艺术》上发表《美国资本进攻中国电影界后怎样突破目前的危机》，郑正秋、孙瑜、史东山等人也表示拒绝“礼聘”，致使美商停止招股活动。
1933年2月9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会议选出黄子布(夏衍)、陈瑜(田汉)、洪深、郑正秋、聂耳、蔡楚生、史东山、孙瑜、金焰、沈西苓等31人为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由夏衍、聂耳、沈西苓分别担任文学部、组织部、宣传部的领导工作，并发表宣言，号召电影工作者“亲切地组织起来”，“认清过去的错误”，“探讨未来的光明”，建设“新的银色世界”。
1933年10月4日在田汉的安排下，由艺华影片公司总经理严春棠出面，在新新公司酒楼宴请英国“红色贵族”马烈(莱)爵士和法共中央委员兼巴黎《人道报》主编古久列。他们是秘密来沪参加世界反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上海电影界郑正秋、周剑云、胡蝶、金焰、程步高、史东山、卜万苍、夏衍等40多人出席了这次宴会。
1936年3月9日国际电影大师卓别林携同夫人宝莲·高黛及宝莲的母亲亚尔泰·高黛访问上海。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在国际饭店设宴招待，陪客中有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卓别林还会见了电影导演史东山和演员韩兰根、刘继群等人。
1937年7月30日电影界工作人协会成立，欧阳予倩、蔡楚生、沈西苓、史东山、许幸之、司徒慧敏、应云卫、白杨、柯灵、金山等39人当选为常务委员，并在该协会上成立了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后改名为中国电影界救亡委员会)。两个协会一致号召电影工作者以实际行动为抗日战争服务。
1937年8月4日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成立，夏衍、阳翰笙、欧阳予倩、蔡楚生、史东山、孙瑜、费穆等9人当选为理事。协会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电影界工作人员协会审查、评论、供应剧本、督促国防电影大量生产。
1946年2月上海影剧界人士30余人，联合致函慰问在重庆“较场口事件”中被殴伤的李公朴、郭沫若等人，表示要“誓作后盾，为人民自由奋斗”。参加签名的电影界人士有史东山、蔡楚生、赵丹、白杨等。
1946年8月文华影业公司成立，总管理处设于孟德兰路(今江阴路)九福里96号，摄影场设于徐家汇三角街30号，吴性栽任经理，陆洁任厂长，柯灵、桑弧、黄佐临等任编导。是月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孟君谋、郑君里等人，以战前“联华公司同人”的名义，组成联华影艺社，并租借原联华公司徐家汇厂址作为该社的摄影场。
1948年1月21日《大公报》召开国产影片出路问题座谈会，阳翰笙、洪深、史东山、张骏祥、应云卫、金山、白杨、陶金等应邀出席，对电影检查制度、外汇限制、美国电影侵入等问题发表意见。
1948年11月华艺影片公司摄制的彩色戏剧片《生死恨》上映，这是中国出品的第一部彩色影片。秋为避免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安排下，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于伶、柯灵、张骏祥、曹禺、张瑞芳、舒绣文等人先后离开上海，赴香港开展进步电影活动。
作品简介
2004年是电影大师史东山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他对中国电影的贡献，电影频道
12月推出“史东山作品展播”。史东山23岁出任导演，是与蔡楚生、郑君里齐名的中国早期导演艺术家，在其53年的人生里，共参与了23部电影作品的拍摄，最著名的影片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和《新儿女英雄传》。
史东山1947年导演的史诗片《八千里路云和月》由影帝陶金和影后白杨主演，真实记录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长卷，揭示了随军抗敌演出队队员转战南北走千里，待到抗战胜利时却无处容身的残酷事实。该片与《一江春水向东流》同样气势磅礴，为“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基石”，体现了中国电影制作在上世纪40年代末很强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实力。《八千里路云和月》带有很强的纪实性，对社会黑暗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史东山本人曾说过“短短几个月的胜利以来的现象，却使得我们感到无比的伤痛”。正是这种悲愤之情，促使艺术家们创作出了这部揭露时弊的影片。
本片于1947年2月公映，是战后完成的第一批电影作品之一。它公映后，立即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田汉说它“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臧克家说：“可以从银幕上的‘二队’里，找到每一个抗战初期救亡青年的影像”。无疑，《八千里路云和月》使战后现实主义电影从一开始就立于较高水准之上。
史东山主要作品：
《杨花恨》（1925）
《儿孙福》（1926）
《同居之爱》（1926）
《王氏四侠》（1927）
《美人计》（1927）
《奇女子》（1928）
《荒唐将军》（1929）
《恒娘》（1931）
《银汉双星》（1931）
《共赴国难》（1932，与孙瑜、蔡楚生、王次龙合作）
《奋斗》（1932）
《女人》（1934）
《人之初》（1935）
《长恨歌》（1936）
《狂欢之夜》（1936）
《青年进行曲》（1937）
《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
《好丈夫》（1939）
《胜利进行曲》（1941）
《还我故乡》（1945）
《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
《新闺怨》（1948）
《新儿女英雄传》（1951）
作品评价
《八千里路云和月》这部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的作品，充分展示了一位导演高超的技术水准和艺术才华。在影片中，长镜头的写实风格，蒙太奇的艺术表现力在他手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镜头的连接如行云流水，整个作品磅礴，大气，又不乏细腻、深婉。即使拿今天的导演相比，在技术上，他也绝不会处于下风。同时作品并没有因其半纪实的风格而影响了其艺术表现力，相反，精彩的电影语言和饱满的人物形象塑造，深深地感动了观众。
这部电影真实地纪录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人的生存状态。1947年3月17日，史东山在《新闻报》谈到执导《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感想：“抗战胜利以来短短几个月的现象，让我感到无比伤痛。”史东山更借女主人公江玲玉之口，对抗战胜利、腐败加速的冷酷社会现实，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谴责：“这个世界，都像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强夺民产，人人都在切齿痛恨你们，个个敢怒不敢言……”
作为电影工作者，史东山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记录了抗日期间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电影中，江玲玉冲破家人的阻挠，参加上海抗日救亡演剧队，与队中的音乐家高礼彬相爱，并随着演剧队在各地辗转演出、宣传、战斗等的画面，将抗战的艰辛和残酷与爱情的甜蜜和温馨做了对比，导演这样的情节设置，让影片充满了人性的光辉。田汉说它“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臧克家说：“可以从银幕上的‘二队’里，找到每一个抗战初期救亡青年的影像。”
诚然，对于一本电影而言，这些都是重要的，然而，真正衡量一位导演之“大”，还是要看电影语言背后所隐藏着的导演的信念、品格。唯有坚定的信仰，才能真正铸就一部伟大的作品。《八千里路云和月》最能打动人心的还是主创者的信念。对信念的坚守总是能够打动人的，甚至能打动抱有不同信念的人。《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升腾着一种清正之气，看得出主创者对自己所表现的内容有着百分之百的把握，所表现的主题有百分之百的坚信，而这种把握和坚信是所有优秀影片必要的东西。不要说那些名垂青史的正剧，就是优秀的商业电影也需要这种把握和坚信。
五十多年了，透过这本电影，我们依稀可以感受到史公的呼吸，还有那种清刚的丈夫之气。电影不灭，史公永在。战争是残酷的，史东山用自己的电影保留了历史的记忆，让今天的人们得以铭记历史的教训。正所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人物关系
合作最多的男演员王乃东 Naidong Wang(演员)
合作作品(8)：
《杨花恨》、 《人之初》、 《长恨歌》、 《女人》、 《美人计 上下集》、 《儿孙福》、 《女人》、 《王氏四侠》
合作最多的女演员周文珠 Wenzhu Zhou(演员)
合作作品(6)：
《恒娘》、 《银汉双星》、 《共赴国难》、 《儿孙福》、 《美人计 上下集》、 《王氏四侠》
合作两次以上的影人TOP10周克 Ke Zhou(摄影/演员)
合作作品(6)：
《人之初》、 《奋斗》、 《共赴国难》、 《银汉双星》、 《恒娘》、 《女人》
余省三 Shengsan Yu(摄影/演员)
合作作品(6)：
《美人计 上下集》、 《狂欢之夜》、 《青年进行曲》、 《重返故乡》、 《小公子》、 《儿孙福》
王次龙 Cilong Wang(演员/编剧/导演)
合作作品(5)：
《共赴国难》、 《银汉双星》、 《王氏四侠》、 《儿孙福》、 《同居之爱》
谢云卿 Yunqing Xie(演员)
合作作品(5)：
《重返故乡》、 《小公子》、 《王氏四侠》、 《儿孙福》、 《美人计 上下集》
高占非 Zhanfei Gao(演员)
合作作品(5)：
《银汉双星》、 《共赴国难》、 《双雄斗剑》、 《奇女子》、 《荒唐将军》
胡萍 Ping Hu(演员)
合作作品(4)：
《女人》、 《人之初》、 《狂欢之夜》、 《青年进行曲》
周诗穆 Shimu Zhou(摄影)
合作作品(4)：
《美人计 上下集》、 《王氏四侠》、 《儿孙福》、 《同居之爱》
韩仲良 Zhongliang Han(摄影)
合作作品(4)：
《八千里路云和月》、 《新闺怨》、 《胜利进行曲》、 《还我故乡》
陶金 Jin Tao(演员)
合作作品(3)：
《八千里路云和月》、 《胜利进行曲》、 《还我故乡》
陈燕燕 Yanyan Chen(演员)
合作作品(3)：
《银汉双星》、 《奋斗》、 《共赴国难》
获奖情况
1932年与蔡楚生等合作拍摄《共赴国难》等片，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上海电影界工作人协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委员。摄有抗战四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胜利进行曲》、《还我故乡》等影片。民国35年8月，与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人，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下，以战前联华公司同人名义，组织联华影艺社，并租借原联华公司徐家汇场址，作为该社拍摄场地，开柏由他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此片上映后，曾轰动当时中国影坛。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国剧协常务理事等职。
1951年，编导影片《新儿女英雄传》，获第六届国际电影节导演奖。1955年2月23日病逝。著有《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等。史东山编导的影片，内容丰富，人物完整，具有历史的概括性与生活的真实感；在艺术上富于简练、明快、流畅的特点。他还重视电影、戏剧的理论建设，曾致力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研究，并著有电影理论专著《电影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论电影镜头的组接》等。曾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 《新儿女英雄传》获得1951年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导演特别荣誉奖。
自杀真相
2002年9月，浙江海宁纪念史东山百年诞辰时，华旦妮寻访丈夫的故居，她自言自语地说道：“他的老屋子怎么找不到了呢？他死得冤，死得不明不白啊！”这番话让笔者惊诧不已，一个寻觅答案、揭示真相的强烈愿望由此而生。
后来，史家老屋找到了，华旦妮临终前说出真情，终于揭开了中国电影第二代大导演史东山的自杀之谜――
1955年2月下旬，东北空军某部，首长将一页电报纸递到女兵史大同手里，低沉地说：“你父亲病故了，你准备行装马上回一趟北京吧！”
“父亲？病故？”史大同惊呆了，她不能相信手中的电报纸是真的，父女惜别才一个多月呀！
史大同的父亲史东山是中国电影第二代导演。他导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在电影史上是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用田汉的话说：“它十足替战后中国电影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这位大导演之死却讳莫如深，不敢评说。海宁史东山故居陈列着史东山生平各个时期的图片，并有丰富详尽的文字介绍，对其死因却只字不提。
史东山英年早逝也就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52岁，有为之年啊！他怎么会死的？”公开提出这一疑问的是著名电影演员白杨，当年她在史东山导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中饰演女主角江玲玉。
195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史东山23日逝世于北京医院，享年52岁……”
这是最早的“官方消息”。史东山的死因，消息中没有明说，但一句“逝世于北京医院”分明暗示“病逝”。
紧接着，一篇篇饱含深情的唁电、唁函从四面八方飞来，一句句浸透着爱意的话语，倾注了电影人、友人和千百万观众的痛惜和哀思。著名电影编导蔡楚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悼念文章，开门见山说：“东山同志，像晴天降下霹雳，不幸你因病魔的长期困扰，竟终于使你失去了宝贵的生命！”1931年，蔡楚生进入联华影艺社是由史东山竭力推荐的，因而他将史东山视为启蒙老师。新中国成立后，他俩同在电影局工作，史担任技术委员会主任，蔡则任艺术委员会主任，相得益彰。
当年6月，《大众电影》刊登唐忠琨的悼念文章《可亲的老师》，透露了史东山患病的隐情：参加人代会之后，“很不幸，即将下厂的前几天，他突然病倒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检查的结果是患慢性肝炎……当许多工作需要他去做的时候，无情的病魔将他的生命夺去了！”
作为密友和学生，他们的话谁会不信其真呢？
可是，史大同不信。1955年新年来临时，大同从部队回家探亲，与父亲朝夕相处了10天，得知他经苏联大夫细心诊疗之后，病慢慢好转，精神已日趋复元，料他已渡过生死大关。
史大同记得，父亲还告诉她：“组织上已经跟我谈过话，要委任我担任北京电影学院第一任院长。”当时，父亲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月，他怎么就“病故”了呢？
其中必有隐情。
此后，对史东山的死因，各种史籍记载不一，《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所载《东山传》记述其“积劳成疾，患了慢性肝胆炎”，终于病倒而“溘然长逝”；唐家仁在《难忘花园饭店》描述：“1955年，（史东山）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不幸离世而去”；冒舒N在《微生断梦》一书记载：“然而他（史东山）在最初的一次政治运动中却不正常死亡”。
唐家仁和冒舒N是圈内同行，他俩的记载比较可信，可惜太简单了。
2002年9月，史东山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正在浙江海宁进行。那天，硖石镇东山南路（旧名横头街）临水的老街上，走来一位颤巍巍的老人，她就是史东山的夫人华旦妮。93岁的华老太太此行有一个心愿：看看丈夫的老家。
走在石板路上，华旦妮自言自语地说道：“他的老屋子怎么找不到了呢？他死得冤，死得不明不白啊！”这番话让陪同她的笔者惊诧不已，一个寻觅答案、揭示真相的强烈愿望由此而生。
华老太太没有找到史家老屋，带着遗憾离开了海宁。一个月后，她的女儿史大同给在《海宁日报》工作的笔者来信，希望得到媒体的帮助。于是，华旦妮“替夫寻根”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寻找“史家老屋”的行动在民间悄悄进行。
2003年11月，史东山故居修复，华旦妮和小女儿史大里同往“省亲”，笔者作了一次现场采访。
史大里是史东山最小的女儿。5岁时，父亲编导《新闺怨》，她上了镜头，为剧情所感动，竟然假戏真落泪。父亲逝世时她只有11岁，她说出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史东山是被人害死的！”
“那个早晨6点多钟，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史大里回忆，“爸爸死了，妈妈一会儿泣不成声地呼号，一会儿语无伦次地宣泄，一会儿两眼呆滞，默默无语，她的精神再次分裂了。我和哥哥姐姐们用迷惘的眼神望着爸爸的遗像，心头在隐隐作痛，嘴上不敢说，不敢问，心底却在轻轻地呼喊：爸爸，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你死得冤啊！”
史大里说，那天，哥哥姐姐被领导召去，叮嘱他们必须严守若干纪律。临终时，爸爸留下了一封遗书，当即就给电影局的领导拿走了，其内容是严格保密的。妈妈和我们被统一了口径：爸爸因病而死……
52岁，留有遗书……这些迹象表明，史东山绝不是因病而死。
笔者企图刨根问底，问出真相。史大里却说：“爸爸逝世之前跟妈妈有过一回长谈，可能跟他的死因有关，可是，几十年来，妈妈对此守口如瓶，我们怕刺激她而引起犯病，一直不敢问她，这件事可能将成为永远的秘密了。”
史东山是个乐观、直率的人，为什么会突然自杀呢？
2004年初，史大同给笔者寄来一套《史东山影存》和一封短信。史大同从部队退役后，进入北影厂工作。她在《忆我的爸爸》一文中透露：
1969年6月，江青作了一个批示：“华旦妮是军统特务，史东山是对党不满而自杀的……”其时是史东山逝世后的第14个年头，“文革”风暴刮得正紧。
史大同写道：“自杀是真情，对党不满却是诬陷！”
原来，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史东山就与江青相识了。叶永烈在《江青传》一书中记述：1931年，一艘南去的海轮驶出胶州湾，向上海前进。头一回坐海轮的江青，没有兴致欣赏大海的景色，她被大海的波涛颠得头昏脑涨，呕吐不已。所幸轮船在黄浦江泊岸时，她左等右盼，终于见到一位28岁的青年前来接她。此人名叫史东山，原名匡韶，浙江硖石人。由于家境贫寒，史东山17岁来到张家口，在电报局当报务员。19岁起，在上海影戏公司绘制电影背景。这样，他涉足影戏圈。1925年，23岁的他参加“征文”比赛，以电影剧本《柳絮》中选，不久当上导演。不过，此时他尚属初出茅庐。后来，他成了中国电影界的名导演。特别是在1946年导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轰动了全国。
史东山奉左翼剧联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前来接待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
江青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后，取艺名“蓝苹”。几年后，史东山开始大红大紫。蓝苹曾经向史东山导演恳求提携，史东山却厌恶此人不断的绯闻事件和抢镜头、争排名的恶习，不予理睬，还说了句“最多是个二流演员”的评语。史东山哪里知道，这句话会给他引来杀身之祸。
不过，蓝苹后来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在影片《狼山喋血记》《王老五》中有了几个镜头，并以《王老五》电影插曲的流传在上海滩也小有名气。据说，介绍她进“电通”的，便是最初在上海码头迎接她的那位青年导演史东山。
2004年夏，海宁花灯舞被选入北京天安门国庆文艺表演节目，晋京前夕，史大里到海宁辅导。她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党委副书记，浙江（海宁）青年艺术学校的专家顾问。笔者乘隙采访了她。
史大里透露，当年，史东山的遗书被收走，她从现场收存了三张字条，其中两张写着“满不在乎个人的成败，但求得为人民服务”、“莫使烦恼和忧虑扰乱了我的神经，需要的是彻底的睡眠和休息”，还有一张写的是“患得患失是最下等的品格”。史大里说：“三张字条是父亲临终前几日中写下的，妈妈说过，‘烦恼和忧虑’是指电影界的第一场论争和对的批判。”
新中国关于电影的第一场论争，起因于史东山的几篇文章。
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年公映后，史东山遭到国民党的秘密通缉被迫远走香港。1949年史东山从香港回到北平，相继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今后一个时期内电影的主题和工作的要点》《目前电影艺术的作法》以及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中国电影的方向》，就新中国电影的服务对象、表现对象（也就是题材范围）、表现形式以及其艺术样式和手法提出他的看法。
当时，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成为大方向，刚刚成立的文化部电影局也定下了“电影为工农兵服务”、“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创作宗旨。史东山说：“上海同人对今后创作方向十分拘谨”，即“大家把毛主席当初在延安针对着当时的情况所指示的原则机械地理解了”。所以，根据他多年的艺术实践活动，史东山对此提出质疑：“假如我们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止于歌颂”，这是不是“未免简单狭隘”？对工农兵之外的“同盟军”，是不是也“应加以鼓励、表扬”（即给予表现）？这所谓的“同盟军”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革命动力之一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在中国堪称是“汪洋大海”般的存在呵，不表现他们可以么？
史东山的文章发表后，上海《文汇报》就此开始了“要不要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史东山在上海影剧协会上发言，主张对毛主席的《讲话》应给予“发展”和“扩大”的理解，并且认为文艺表现中国革命的四大革命动力（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是毛泽东的文艺方向。
史东山的见解被视作反对工农兵文艺方向的逆流，他自然而然成为“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陷于深深的苦闷中。
紧接着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武训，清末山东堂邑（今聊城西）人，以“行乞兴学”而著名，受到清政府嘉奖，封为“义学正”。陶行知十分赞赏武训精神，1944年夏在重庆遇见电影编导孙瑜，建议他以此为题材拍一部电影。这样，孙瑜写出了《武训传》剧本。1949年2月，上海昆仑影片公司购置了《武训传》的摄制权，史东山是组织者之一。
1951年初，影片《武训传》上映，最初得到一片赞扬。《大众电影》杂志还把《武训传》列为1951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然而，5月20日，异乎寻常的情况发生了：《人民日报》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的措辞严厉。后来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1977年出版时，人们见到这篇社论收入其中，方知文章出自菊香书屋。
于是，批判《武训传》的第一炮引出了全国的万炮齐鸣。
在炮声中，由《武训传》顺藤摸瓜，史东山的文艺观点和美学追求再次遭到严厉批判。无可奈何，他只得在《文艺报》上发表题为《认真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文章，把以往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本无错误的观点，一一当作立场、认识错误进行自我检查。此时，烦恼和忧虑已经扰乱了他的神经，他“需要的是彻底的睡眠和休息”。
史大里说：“爸爸秉性刚烈，从不隐蔽自己的观点、看法，也不愿意看有权势的人眼色行事，他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白杨说得对：史东山是以死抗争的英雄式人物。”
2004年12月，95岁的华旦妮因病住院。临终前，她向女儿说出了隐藏在心中半个世纪的秘密：
1955年2月初，江青带着两名持枪警卫夜访史宅。据说，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她关心电影界，于是她就找史东山单独谈话。究竟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是，史东山一下子变得闷闷不乐，沉默寡言了。
几天后，江青又突然来访。江青走后，史东山双眉紧锁，呆呆地坐在书房里。妻子华旦妮问他出了啥事，他说“她说主席要她来关心一下电影方面的事……”沉默了好一会，他才蹦出一句话：“我怎么能受一个女人的摆布！”在纸篓里，妻子找到一页揉成一团的信笺，上面只有一行字：“对胡风是人身攻击。”
仅一周，史东山的眼窝便深深地塌陷，身体十分虚弱。华旦妮十分担心，陪着他说话。史东山告诉她，胡风等人已被内定为“反党集团”，行将在全国铺开清查运动，江青暗示，他参与了胡风文艺小集团的活动，要他“不可执迷不悟”，马上起来揭发胡风。此前，毛泽东讲过“对二老（指蔡楚生和史东山）要客气一点”，所以江青两次找他，给他一个“客气”的警告。
江青还严厉地说：“胡风三十万言书中的电影部分就是你写的，是反党反人民的，你必须反戈一击。”
史东山与胡风同龄，两人有过交往。20世纪30年代初，史东山在上海参加左翼电影文化运动，胡风是“左联”宣传部长，史东山担任电影文化协会的执行委员。史东山读过胡风的文章，尤其那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他读了几遍，还认真研究过。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两人相遇，对于新中国电影如何发展，相互交换了看法。因而，他的许多文艺思想与胡风确有相似之处，比如表现工农兵“不止于歌颂”，就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十分吻合。
作为胡风的老朋友，他是难脱干系了！
几天后，史东山服过量安眠药自杀了。
史东山的遗书很快上交，不知去向了，但华旦妮牢记了主要内容，几乎全是丈夫的自我表白：他跟胡风是老朋友，上下级，不是文艺小集团成员；尽管他赞同胡风的看法，可那份三十万言书，事前他不知道，没有写过一个字；他表示对大一统的文艺格局“不快活”、“不同意”，如他这样从国统区来的文艺工作者受到歧视和排斥，他十分愤怒；对于批判胡风和文艺整风，他觉得很恶劣，难以忍受。
华旦妮清晰地记得遗书里的一句话：“整风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刚毅如山的史东山，当然不可能对老朋友落井下石，但又无法摆脱无休止的逼迫，更不甘心忍受屈辱。于是，不诬人也不自诬，自杀以求人格的清白，就成了一代名导的最终选择。
史东山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作了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注解。
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史东山二十三日逝世于北京医院。享年五十二岁。
史东山是中国最老的电影编导之一。解放前从事进步电影工作多年，他所编导的影片如“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在观众中有很大影响。全国解放后，他参加人民电影事业，曾任中央文化部电影局技术委员会主任、艺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并编导影片“新儿女英雄传”，获得第六届国际电影赛会的特别荣誉奖状导演奖。
史东山毕生献身电影艺术事业，努力不懈。在他病前还深入工厂体验生活，准备创作。史东山的逝世，是我国文化艺术界和人民电影事业的重大损失。
史东山逝世后，已由沈雁冰、周扬等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并择期举行公祭。
人物评价
在三十年代，他便紧随党的领导，成为左翼电影的一个开拓者，并且在电影艺术的探索上，孜孜不倦，成为一个勤恳的耕耘者，他把全部生命贡献给了中国电影事业。
我们回顾他的一生，他确实做到了一步一个脚印，在黑暗的旧社会，他勇于斗争，绝不屈服于反动派的压力。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则以全部诚心对待，绝不说一句假话、做一件违背良知的错事，为了民族，为了人民，他把一切献了出来，直到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种精神，过去值得珍惜，今天更应该大大发扬。
但是，过去却有太多太多的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却屈服于权势的压力下，苟且偷生，而今天，又有太多的知识分子，面对金钱和物欲，匍匐在地，失掉了自己的灵魂。
回想五十年代那个时候，史老都在电影局工作，而且一段时间同在北京舍饭寺的一个院子里生活，每次看到他，都会表示自己的尊敬。但是，应该说，我们并不是真正理解他，也没有真正从他的性格中吸取生活的力量，因为当时就在运动的压力下，他昂然高举自己的生命进行抗议的时候，我们却匍匐在权势的面前，检查自己的所谓错误。我们绝不可以忘却那段历史。记取那段历史，才是对他真正的纪念。
当然，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他表现了自己的浩然正气。同时，他作为一位艺术家，也表现了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了，他把自己的艺术生命真正投入人民的事业中。虽然，他的早早离开，使他不能充分展示他那大海激荡的艺术生命，但是，就他留下来的作品，也已经让我们进入了他那高远开阔的精神境界。他那颗透明的知识分子的心，永远照耀着我们。
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作品，它表现了史诗的气魄。那时，抗战胜利后，他第一个在银幕上反映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反对暴政的伟大斗争，从抗战前写到抗战胜利后，热烈地表达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真正抒写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英雄性格，抨击了反动统治者只求私利的卑怯灵魂，呼唤人民必须继续进行斗争。在那个年代，他是面对压迫，怀着头可断、血可流的不屈意志，坚持拍摄了这部影片。这就是史老的性格，他心中永远有着人民。
当时，我曾经写过对影片的长篇评论，我写道：“《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怀念，是痛苦，是愤怒，是斗争，它让我们整个精神，好似经过激流的冲洗，经过火焰烤炙，经过铁锤的击打”，“它让我们的精神跃然奋起。”
我写道：“影片的成功，没有别的什么理由，就因为它没有说谎，它没有欺骗，它不轻浮，它不玩弄，它让生活真实地在我们面前展现，因此，它比别的国产片有价值。”这种艺术精神，不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大大提倡，需要大大发扬光大的吗？
史老不仅是一个创作者，而且也是一个理论家，这方面留下来的著述，也很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他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于是有的电影史册，竟然因此扣以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加以贬低。这种理论显然只是一种极左思潮的表现。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开始，便积极地投入人民思想解放的巨潮，他们的历史地位不容怀疑。而史老之所以这样选择，更丝毫不是意味着对工农大众的忽视。事实上，解放后，他就拍摄了《新儿女英雄传》。重要的是他坚持反对题材决定论，反对机械的阶级划分论，他更直接地提出为工农兵的利益，绝不是只是歌颂。他的这些观点，在那极左思潮当道的年代，无异是大逆不道，是异类，必然要受到批判。但是他面对压力，宁可献出生命，也不后退一步。这就是史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伟大风范。这里不是单纯的文艺观念上的冲突，也是人格力量的碰撞。
江南的文人，一般说来，属于温良恭俭让型，很少剑拔弩张的，即便有刺，也是绵里藏针，表面上仍是一团和气。当然，任何事都有例外，史东山便是一个。
史东山现在好像不大有人提到了，其实在当年的电影圈里，名头之响，比之现在张艺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导演《八千里路云和月》，在电影史上是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用田汉的话说：“它十足替战后中国电影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史东山也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电影节上得奖的导演，影片是很主旋律的《新儿女英雄传》，上座率也挺高，比之现今靠表现国人愚昧落后取悦外国评委的名导们，史东山的见识和功力无疑是高出了一筹。
史东山原名史匡韶，但他显然不大满意这个文绉绉的名字，于是改名东山。东山是他的家乡海宁硖石镇上的一座小山，史东山以此为名，既是对家乡的怀念，也是以山之坚硬刚直自况吧。
史东山也确是名如其人，他的脾气，在当时是出名的大，他甚至会一怒之下，当场给不好好干活的灯光师一记耳光。但大家还是很尊敬他，因为他的脾气发得的确有道理，也因为他事后正式当众道歉，更因为他同时对有才气肯吃苦的年轻人，奖掖提拔也是不遗余力的。拍《八千里路云和月》时，有一个白杨、陶金热吻的长镜头，当时沈西林刚到电影厂做小工，乡下人没见过世面，见了忍不住大声笑了出来。现场正同期录音，于是不得不重拍。史东山当即沉下了脸，但念沈西林初来乍到不懂规矩，总算没有当场发作。沈西林不知深浅，还自作聪明地说：“是否是伊当着介许多人亲嘴巴、香面孔要重拍？”史东山一听勃然大怒，夹头夹脑把沈西林骂得狗血喷头。沈西林吓得抱头鼠窜，从此老老实实，埋头做事，一句话也不敢多说。到了停机时，沈西林正担心史东山会不会把他给炒了，不料史东山拍拍他肩膀：“小赤佬不错，下部戏我还用你。”自此沈西林跟着史东山闯荡江湖，很快做出了名堂，成了大名鼎鼎的电影摄影师。
不只是对手下人脾气大，史东山对权贵的脾气还要大。抗战时，一次张治中到中国电影制片厂视察。张治中当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上将军衔，也算是个大人物了。张治中一到，组织者大喊一声“起立”，于是全体立正，恭候如仪。只有史东山懒洋洋地斜坐在椅子上，一手摸着他著名的小胡子，微笑着跟张治中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这副模样令当时也在场的诗人徐迟大为佩服，他在《江南小镇》中说：“大家起立了，史东山岿然不动。他自坐着，好像倒是他接见张部长，真是一个人物!”
心高气傲、个性分明的史东山，似乎总有点不合时宜，跟时代潮流格格不入。1940年代在上海，他给学生上课时赞扬延安文艺界自由讨论无拘无束的风气。1950年代从上海到了北京，他却公开表示对大一统的文艺格局“不快活”、“不同意”。当“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时代潮流甚至成为创作的不二法则，电影局提出“工农兵电影”的口号时，史东山却发表文章说，“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止于歌颂”，是不是“未免简单狭隘”，对工农兵之外的“同盟军”如小资产阶级，是不是也“应加以鼓励、表扬”，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应该“不止是写工农兵”。这样的观点现在看来也很平常，但当时却被视为大逆不道，指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反调。据说本来有意让史东山担任电影局局长一职的，也因此而彻底搁浅了。
性格决定命运，史东山这种“如厚钢板一般刚直”的性格，最终导致了他在52岁的有为之年撒手人寰。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当时的二流女演员，托著名演员魏鹤龄向史东山引荐，要在史东山的电影中演一个角色，而史东山却讨厌她不断的绯闻和抢镜头、争排名的恶习，不予理睬。这于史东山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事，却不料从此埋下了祸根。几十年后，这个女演员成了中国政坛上最炙手可热的人物。1955年“胡风事件”时，她两次夜访史东山，施加压力，要他揭发胡风。刚直如史东山，当然不可能对老朋友落井下石，背后一枪，但又无法摆脱无休止的逼迫，更不甘心忍受屈辱，如他对夫人华旦妮所说的：“我怎么能受一个女人的摆布？”于是，自杀以求人格的清白就成了一代名导的最终选择。史东山死前留下三张纸条，一张写的是“漫不在乎个人的成败，但求得为人民服务”，一张是“莫使烦恼和忧虑扰乱了我的神经，需要的是彻底的睡眠和休息”，第三张是“患得患失是最下等的品格”。
史东山以生命为自己的脾气作了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注解。
后人捐赠
2014年6月18日下午，一场捐赠仪式在海宁史东山故居举行。王小康先生代表其母史大同女士，向史东山故居捐赠了两件史东山先生珍贵史料。市文体局、市博物馆等领导出席活动。
王小康先生此次捐赠的是史东山先生一九五七年文化部优秀电影作品二等奖章和夏衍纪念荣誉证书，加之此前史大同女士数次提供大量的文物史料和珍贵照片给史东山故居，为史东山故居陈列展览的建设与发展做出的无私贡献，不仅极大丰富了故居的陈列展览，同时，对史东山的不断纵深研究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人物故居
故居位于海宁市硖石街道东山南路35号，背靠硖石东山，是一个集中了许多明清时期之江南民居的老街。整条老街依山傍水，绿树成荫。四季中唯冬天多雨，其他季节均气候宜人。由于距市中心较近，交通却极为便利。史东山故居为典型的江南庭院式居民建筑，包括临街房、厢房以及二层砖木结构的主楼，庭院内有石级通道，假山、花木等均保存完好。
跨进门槛，是一大屏风，上面是文字，密密麻麻，记载着主人人生的经历和功绩。两侧是玻璃柜，柜里陈列着一些买品，主要是海宁当代作家关于海宁名人、海宁风物的作品以及名信片。史东山当然是名人，他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绝不亚于徐志摩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东侧的厢房被辟为陈列室，陈列着史公生平各个时期的图片，并有丰富完整的文字介绍。图片上的东山先生，西装革履，气宇轩昂，但又显得平易近人。厢房不大，却给人以一种温馨的感觉。
厢房外面是一个院子，即通常所谓的天井。院子不大，但花木扶疏，洋溢着明艳的气息。是冬天了，黄色的蜡梅绽放着淡淡的芬芳，而红色的海棠吐出一片片丹心，棕竹滴翠，松针傲霜。院落寂寂，却蕴藉着一股强健的力量，站在其中的任何一处，都能感觉到这种力量直指人心，那是先生身上的精神力量，犹如磁场，源源不断地作用着前来瞻仰的人们。
正向着院落的是一幢二层小楼。楼下是厅堂，左侧是厨房间，厨房间很小，仅一灶，一案板而已，只容一至二人，连水缸也在户外。灶是乡间的那种，俗称“老虎灶”。厅堂正中一桌，两案几。镂花的窗户是从别的旧屋收购而来，泛白，沾着灰尘，有一种古旧的意味。站在这里，感觉不到时间的行进，连空气的流动也是缓慢的。在这个急匆匆赶路，没有闲暇驻足休息的城市里，竟保留着这样一方宁谧的角落，让人来凭吊，使心灵获得片刻的安宁，这，也是史公故居所独具的魅力。
2003年，海宁市政府拨款，以修旧如旧进行修缮，并落实了编制人员，现有管理人员3名，还搜集整理陈列物品108件，包括史东山先生使用过的家具、生活用品以及大量生活、工作图片及珍贵手稿等。2003年底，被列为作为海宁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史东山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