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克洛夫的个人简介
乔治·亚瑟·阿克洛夫（GeorgeArthurAkerlof，1940年6月17日－），美国经济学家，柏克莱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与迈克尔·斯彭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起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乔治·阿克洛夫 - 简介
乔治·阿克尔洛夫是新凯恩斯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当代主流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在次品市场模型中对信息不对称现象及其结果的分析已经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被
广泛地引用来讨论市场失灵。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分析，对市场失灵结论的论证，动摇了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几乎所有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阿克尔洛夫的各种经典的分析。
乔治·阿克洛夫 - 生平介绍：
乔治·阿克洛夫1940年出生于美国的康涅狄格州的纽海文。1966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自1980年到现在，一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经济学首席教授。
阿克洛夫被他的同事描述为“一个职业化的人”，他对市场的不对称信息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引入信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著名模型是“柠檬市场”（“柠檬”一词在美国俚语中表示“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主要用来描述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拥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产品将会驱逐高质量商品，从而使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持续下降的情形。阿克尔洛夫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一些完全不同的领域，如健康保险、金融市场和雇佣合同等。
阿克洛夫从1966年开始加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任助教。他的研究借鉴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成果。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贫困问题、家庭问题、犯罪、歧视、货币政策和德国统一问题。
阿克洛夫曾说过，“经济学对待理论就像法国厨师对待食物，要将那些被不成文的规则所限制的因素发展成为有独特风格的模型。传统的法国烹饪不使用生鱼和海藻，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也不从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出发提出假设。我不同意任何限制经济学模型自然成分的规则。”
阿克洛夫的同事，200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迈克法登评价说：“阿克洛夫对现代经济学具有足以骄傲的洞察力，他认识到市场结构的理论建立在参与者可以严格地充分利用信息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对交易和合同具有统治权的机械理论，这种情况会阻止资源的有效配置，相反，信息的流动可以使市场得到发展，改善资源配置。”
2001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治·A．阿克洛夫(GeorgeA．Akerlof)等三位经济学家①以表彰他们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研究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公告中提到，20多年来，市场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学领域已成为一个关键并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信息不完全”已成了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而阿克洛夫于1970年发表的具有原创性贡献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简称《柠檬市场》)为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耀为阿克洛夫贴上了信息经济学奠基人的标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导致他在“发展信息经济学”之上的一个更大的学术梦想未能引起学界太多的关注和讨论。阿克洛夫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题为《行为宏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行为》的演讲。演讲中，他语出惊人，声称使他获得经济学界最高荣誉的“信息不对称”研究只是他梦想的第一步，而他的最终目的是根据梅纳德·凯恩斯《通论》的精神发展出一门宏观经济学，将诸如认知偏差、互惠互利、认同、公平感、从众、社会地位等在《通论》中十分强调却被当今盛行的新古典经济学抛弃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引入经济学的假设，并在对这些行为观察的基础上，为宏观经济学理论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阿克洛夫在获奖演说中指出，新古典模型的行为假设是如此简单粗糙，以至于它很难解释在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的6个宏观经济现象。①他认为，这些问题之所以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之中被自动取消，其原因在于新古典模型的关键假设在逻辑上存在漏洞，其理性预期暗含的逻辑是，只有那些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进行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学现象才会被纳入经济模型的考虑之中，因而屏蔽了探讨诸如“非自愿失业”等一系列宏观问题的可能性。
以阿克洛夫为代表的新行为经济学强调人行为中的“非理性”一面，并认为“这种行为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随机偏误，而是可以预测并作系统研究的经济学非理性行为”。阿克洛夫认为凯恩斯“资本主义经济会有一个非自愿失业持续存在的均衡”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不是源于任何能从现有经济学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原因，而是来自其他社会科学家所作的研究。阿克洛夫相信，问题不是出在凯恩斯身上，而是出在经济学的传统假设上。若是将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假设，凯恩斯的观点在严谨的经济学框架内便会重新浮现。
这是历史上首位在获奖演说中公开强调社会学方法对经济学研究重要意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将社会学的种种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假设的同时，也使这场原本只属于经济学范畴的学术论战有了从社会学视角去探讨的可能性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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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克洛夫所认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很难解释的6个现象分别是：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3)当失业率很高时，通货紧缩并没有加速；4)普遍存在的退休储蓄不足；5)股票价格相对于其基本面的过度波动；6)痼疾难消的贫困和自暴自弃的底层社会，演讲中文版全文可参见阿克洛夫(2002)。
乔治·阿克洛夫 - 阿克洛夫PSA经济学的研究路径
阿克洛夫的分析方法开辟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对话的新道路，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探讨经济学与社会学关系的角度。从《柠檬市场》的写作开始，他便逐渐发展出了一套自称为“心理―社会―人类经济学”(Psych0-Socio-AnthropEconomics，简称PSA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一分析方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理论前提、理论形成和理论结果检验这三个方面(刘凤良、江艇，2004)。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上，PSA经济学认为，应该充分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增强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真实性；在理论形成上，应该更强调解释真实观察到的行为，而不是将经济学的数理模型当成整个现实世界；在理论结果的检验上，应该吸取更多样化的实证研究方法，比如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心理学的实验数据。
阿克洛夫试图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进口”到经济学理论中，以修改经济学的传统解释。他从其他社会科学中获得灵感，他在接受斯威德伯格的采访中谦虚地表示：“我的分析方法(指PSA经济学分析法)可以用于我在经济学中真正关心的事情，主要是当代经济中的失业问题和为什么贫穷国家如此贫穷的问题”(斯威德伯格，2003：93)。可以说,阿克洛夫更多地看到了经济学本身的局限性，当经济学理论本身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要问题时，它就需要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帮助。
阿克洛夫与格兰诺维特“将社会学因素引入经济学研究”的想法是相似的，但在格氏的网络分析法中，经济制度被看作了一种社会结构，从而在分析过程中抛弃了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模型。而阿克洛夫的PSA经济学却建立在经济学的坚实基础上，它承接了经济学的均衡假设，理论创建过程中仍旧使用了强大的经济学数理工具，与其他传统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吸收了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其修改经济学理论前提假设提供依据。
与社会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或经济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相比，阿克洛夫的PSA经济学分析法放弃了征服者的姿态，少了对其他社会学科的敌意，实际上更是以问题为导向，为了解决人类生活中的某一类实际问题，或者解释理论上不存在但生活中却比比皆是的现象，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包括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做了实质性的结合，并期待这种结合所产生的“化学效应”为问题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他的PSA经济学研究取向集中体现在1984年出版的论文集《一位经济理论家讲述的故事――关于经济理论新假设有趣结果的论文集》中(以下简称《故事》)，书中收入了8篇阿克洛夫发表于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论文，带着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和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探寻，这些论文的构思与写作对此后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乔治·阿克洛夫 - 主要学术贡献
劣势选择
阿克洛夫教授的研究发现，在一个市场中如果卖方掌握了比买方更有利的信息，他就可以掩盖产品的真相，以次充好。比如二手车市场，卖方对车况肯定比买方清楚得多，买方则只能从车的表面情况来判断。这样卖方与买方处于信息非对称的状况，卖方具有信息优势，而买方则处于“劣势选择”地位。阿克洛夫的“劣势选择”概念已经被写进大学本科的教科书中，他的理论还揭示出，在不规则的市场，如果买者无法观察到商品的内在质量，那么卖者就会以次充好。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将最终导致高质量的产品从市场中退出，而只有低质品仍留在市场中，结果造成市场萎缩。阿克洛夫还揭示了借贷人和放款人之间的信息非对称如何导致第三世界国家如此高的借贷率等问题，其影响相当深远。
柠檬市场
发展中国家内部市场的利率为什么如此之高？想购买二手车的人为什么求助于职业经纪商而不是私人售车者？即使对红利所征的税高于资本利得税，企业为什么还支付红利？保险公司提供的保费、保额和未保险额组合为什么因人而异？富有的地主在与贫困的佃户签订合约时为什么不愿承担庄稼收成的全部风险？这些表现不同但实质相似的诸多现象向传统经济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阿克洛夫1970年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是信息经济学文献中最为重要的研究，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誉为“信息经济学最为重要的奠基性文献”，这也是阿克洛夫运用PSA经济学分析法进行写作的首次尝试。在这篇文章中阿克洛夫提出了简单而又深奥的一个普遍化思想，并因应用广泛而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今，“柠檬”已成为经济学家理论词汇中的一个著名的隐喻。
《柠檬市场》论文试图分析的是一个随着市场的出现便存在至今，却长期未能引起经济学界足够重视的古老问题：市场双方拥有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交易不确定性。文章以“二手车交易市场”为例，
由于卖主现在比买主拥有更多关于汽车质量的信息，故在可获得的信息方面出现了不对称性……低质量汽车很可能将高质量汽车驱逐出市场，而其原因在于低质量汽车与高质量汽车以完全相同的价格销售。而低质量汽车之所以能够按照与高质量汽车相同的价格销售，是因为买主无法辨别高低质量汽车的区别，只有卖主才知道这一点。(阿克洛夫，2006：9)
单纯的从文字表述中分析，我们的确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买者无法辨别汽车质量的高低，因此卖者有动机在市场上以与高质量汽车相同的价格出售低质量的产品，所以导致“逆向选择”的出现，高质量产品被逐出了市场。整套逻辑的核心似乎在于“信息不对称”。
如果仔细推敲这个逻辑推论，笔者将重新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1．高质量汽车是如何被驱逐出市场的·
2．低质量汽车和高质量汽车按照何种相同的价格出售·
3．为什么会以这种相同的价格出售·
尽管阿克洛夫已经明确指出，高质量产品退出市场的后果应当包括在卖主用“柠檬”进行欺诈的成本之中，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高质量的产品退出市场的最直接的原因不在于他们无法与“柠檬”共存于一个市场，而是卖者无法接受买者开出的过低的价格(这种价格将使得卖者无法获得汽车的实际价值)。看似矛盾的是，阿克洛夫又在《柠檬市场》中指出，市场上原本有一些高质量商品的潜在购买者，同时也存在愿意在适当的价格范围内销售这些商品的潜在卖主。既然买卖双方都愿意以一个合理的价格购买高质量的产品，为什么买者又会开出一个逼迫卖者退出交易的价格呢·
阿克洛夫指出人们之所以宁愿买新车而非二手车，其原因不仅是人们对于新车有单纯的偏好，更可能的解释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即二手车卖主比买主拥有更多关于汽车质量的信息，潜在买者无法判断产品质量的高低，在对对方出售商品的动机存有怀疑的情况下，买主试图通过降低出价来弥补自己信息上的不足。而此时，高质量车的卖者将逐渐退出市场，留在市场中供买主选择的也只能是低质量车。这样便导致“逆向选择”的出现：买者只愿意出更低的价格，而卖者也会提供质量更差的车，其后果是“柠檬”(英语中对“劣质产品”的俗称)不断将好的产品排挤出市场，最终导致市场的消失。
阿克洛夫认为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导致整个市场崩溃，或者市场萎缩，以至于只有劣等产品充斥于其中。他还指出，类似的信息不对称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普遍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以印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信贷市场为例子来说明逆向选择问题。印度小地方放贷者索取的利率是大城市利率的两倍。在城镇借款然后在农村放贷出去的一个中年人并不了解借款人信誉，因此极易遭受惨重损失。“柠檬论文”中一个关键的见解是经济主体有强烈的激励去抵消信息问题对市场效率的不利影响。阿克洛夫认为许多市场机构可以被看成是为了解决不对称信息问题而出现的。除了对不对称信息所进行的研究外，阿克洛夫还从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发展了经济学理论，在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贡献是他对劳动力市场效率的关注。
阿克洛夫在此论文中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是，在市场上用“柠檬”进行欺诈的卖者，将促使整个市场趋于瓦解，因为他们逐渐将合法交易活动逐出市场。经济主体又具有强烈的动机来消除这种不良影响，许多市场机制可以被看作是为了增加信息的确定性而出现的：比如二手市场的专业销售商、品质保证书、品牌产品、连锁店、各种技术教育认证等。
阿克洛夫继而指出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逆向选择在现实的各种交易市场中是普遍存在的。诸如在保险市场中，由于投保人比保险公司更了解自身的身体状况，保险公司只能提高医疗保险的价格来匹配他们需要承担的风险，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只有认为自身健康状况较差的人才会继续投保，于是参加保险者的平均健康状况随着保价的提高而下降，最终导致保险公司经常拒绝年老的投保人，这一现象的存在也为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依据。文中所举的例子还包括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以及少数民族受到的就业歧视问题。
《柠檬市场》发表之后，经济学界对于该原理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逆向选择引发后果的现实性和严重性。这些讨论不约而同地将“信息不对称”默认为引发“逆向选择”的直接原因。
乔治·阿克洛夫 - 主要著作
阿克洛夫的研究范围较广，包括货币理论、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学等，并曾在贫困和失业理论、犯罪与家庭、社会习俗经济学等领域发表过大量研究论著，其中有：
《稳定增长――在危急关头吗？》(1967)；
《资本、工资与结构失业》(1969)；
《“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1970)；
《种族制度经济学与无休止的激烈竞争及其他可悲的陈述》(1976)；
《货币需求基金流通理论的微观模型》(1978)；
《失业影响的社会习俗理论》(1980)；
《货币需求短期趋向：对老问题的新展望》(1982)；
《礼物互换与效率工资理论：四种展望》(1984)；
《一位经济理论家的故事书》(1984)；
《劳动力市场效率工资模型》（与耶伦合著，1986）；
《非理性行为的理性模型》(1987)；
《泡沫经济学》(1989)；
《合理工资前提与失业》（与耶伦合著，1990）；
《惩罚与服从》(1991)；
《社会悬殊与社会制裁》(1995)；
《自我控制与退职救助》(1998)；
《经济学与恒等式》(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