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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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琦的个人简介

孙宝琦(1867―1931),字幕韩,晚年署名孟晋老人。浙江杭州人。山东巡抚、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幼好学。以父荫任户部主事,后改任候补直隶道员,军机处官报局局长,曾经创设育才学堂及开平武备学堂。

人物履历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随光绪帝至西安。翌年任驻德、澳、法等国使馆随员。1902年,升任出使法国大臣。1905年回国,代理顺天府尹。1907年,任出使德国大臣。1908年回国,充帮办津浦铁路大臣。1911年初,任山东巡抚。辛亥革命时,于驻法公使任上与庆亲王联姻成为清王朝的红人(事起孙中山赴法开展革命活动,机密文件被叛徒盗取送到孙宝琦处,孙施展手腕,一面送还原件给孙中山向革命党示好,一面又与庆亲王联络向朝廷表忠)。时值山东革命党人纷纷集会,要求山东独立,并推举他为交涉长,但他竭力阻挠和反对。武昌起义之后,在山东独立实现、并被推为总统(大都督)后,他不久就宣布此系误会,变化无常。他大肆破坏独立,镇压群众,在短短10多天内山东独立即被取消。1913年9月,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914年2月,代国务总理。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辞职。1916年,任审计院长。1916年4月,任财务总长兼盐署督办。6月兼汉冶萍钢铁公司及招商局董事长职务。1920年春,任经济调查局总裁。1922年1月,任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会长。同年4月,任外交部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副会长。1924年1月,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任内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向德国索赔成功。1925年2月,任淞沪商埠督办。1926年任中法大学董事长。1931年2月在上海去世。

人物事迹

1902年至1905年,孙宝琦出任驻法公使,后还兼任驻西班牙公使。在欧期间,他用心考察列强政情,参观兵工厂、机器厂,思想日趋维新。1904年,他上书清廷,倡言立宪,成为清朝大臣中第一个明确提出“立宪”的人。其时,有一湖北籍留德学生王发科,因参加兴中会被另一满族留学生以言语威胁。王发科胆小怕事,遂与汤芗铭合谋盗取了孙中山的文件包,内有机密文件和兴中会会员名单。二人如获至宝,交至驻法公使馆以求“戴罪立功”。不料,孙宝琦不仅没有严查,反而叱令二人将文件包送还,还派人密函孙中山“危险速逃”。孙宝琦思想之进步,由此可见一斑。

1905年年底孙宝琦归国,即署理顺天府尹。1907年任驻德公使。当时德国正欲交好中美,共抗英日,孙宝琦即奏请清廷借机收回青岛主权,后知收回青岛无望,于1908年辞职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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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后,孙宝琦顺应民意,于11月13日宣告山东独立,自任山东都督。同时他又向朝廷解释是“奏请独立”,目的是应付时局,伺机恢复。11天后,袁世凯以强硬手段迫使孙宝琦宣布取消独立。经此大变,孙宝琦心力交瘁,告病辞职。1912年冬,袁世凯委任孙宝琦为考察日本实业专使,出使日本,以示友善。第二年,又起用孙宝琦为外交总长,取代陆征祥处理中俄外蒙问题。1913年11月5日,两国签署《中俄声明文件》,埋下了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恶果。

1914年,孙宝琦连任徐世昌内阁外交总长,并兼代国务总理。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机抛出“二十一条”,孙宝琦主张接受日本要求。1915年,袁世凯将他免职。之后,孙宝琦先后担任过财政总长、税务督办等职务,周旋于北京官场。一战结束后,他联合各界人士,发起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收回租界运动。

1923年,曹锟贿选成为总统,为收买人心,他在1924年1月授意众议院推举孙宝琦为内阁总理。7月,因孙宝琦反对金佛郎案与财政总长王克敏发生冲突,被迫辞职下台。孙宝琦此次担任国务总理,不过短短半年时间。

1925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孙宝琦为驻苏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成为民国外交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后因经费问题迟迟不得到任及中苏关系发生动荡,孙宝琦在1927年3月辞职,正式退出政坛。

1927年,孙宝琦赴天津静养,并从事慈善文教活动,1928年,定居于上海。晚年的孙宝琦为人清廉,乐善好施,但他举债投资失败,生活终究拮据起来。1931年2月3日,孙宝琦胃病发作,医治无效,在上海病逝,享年65岁。

山东巡抚

1909年孙宝琦回国述职,他就在庆亲王的极力保荐下美滋滋地当上了山东巡抚。但两年之后,孙宝琦却尝到了当巡抚的另一番滋味。

1911年11月13日,在山东联合会大院里布置了“山东独立大会”会场,上午8时已是人山人海,实现独立如同盛大节日的来临,山东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如联合会的各界人士、同盟会的革命派、第五镇的官兵,以及商界、学界都派代表出席了大会,与会者近万人,孙宝琦也应邀参加会议。时任山东省各界联合会会长的夏溥斋宣布大会开始,与会者情绪热烈,众口一词认定:以山东所处的环境而论,正在危急存亡、千钧一发之际,非立即宣布独立,否则决不能挽救当前的局势。但是,任凭群情激昂,孙宝琦仍然保持着那副顽固的面孔。夏溥斋力劝孙宝琦认清形势,顾全大局。而孙宝琦却说:“吾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独立。”立宪派丁世峄等人要孙宝琦尽快表态,免得惹起众怒,局面不好收拾。孙宝琦却说:“我是清朝官吏,清政府只要存在一天,我须尽一日之责任。”同盟会会员纷纷厉声谴责孙宝琦的顽固态度,而他依然放言:“政府一日不倒,则山东一日不得与清政府断绝关系。”孙宝琦的这种顽固嘴脸与独立派形成水火之势,局面就这样僵持着。

时针已经整整转了一圈,持续了一天的大会依然没有走出僵局。晚上8点,同盟会与军队商议,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同盟会负责人丁惟汾派人将会场的各个门口守住,严禁人员出入,一些军人则掏出手枪,进一步鼓动示威,赢得会场上群众的高声附和,局面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身穿黄咔叽军服、腰系棕色宽皮带、佩着肩章、斜挎红色值日带的五镇参谋黄治坤一个箭步登上台来,他拽着夏溥斋的胳膊厉声喝道:“夏会长,今天如果孙巡抚不答应独立,这个会就要继续开下去。我告诉你,我们五镇官兵在会场里有200多支手枪,他要是顽固拒绝,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来,也许会出人命。”

孙宝琦一看这阵势,顿时失去了温文尔雅的常态,脸色由黄变红,由红变白,浸出一层冷汗。看到大势已去,人心难违,再这样磨蹭下去,局面将更加不堪收拾。他思考了片刻之后,便装腔作势地将头上的顶戴花翎摘下来,往桌子上一放,带着颓丧的腔调说:“大家既都认为独立相益,与山东有利,我也不坚持己见!”夏溥斋立即宣布:“孙抚台已经承认全省宣告独立了!”顿时,全场一片欢腾。同盟会会员将已经印好的《山东独立宣言》张贴在会场的四周,会场响起了一阵阵的口号声:“山东独立万岁!中国革命万岁!”

都督只当了13天

“山东独立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山东都督,各派议论纷纷,意见统一不起来,还是夏溥斋从中斡旋:“正是孙抚台的顾全大局,山东独立才得以实现,况且他提出的4个条件我们也都已接受,我看就选孙抚台为山东都督吧。”大家沉默不语,夏溥斋接着说:“既然大家都不说话,就算默认了,下面请孙都督宣誓就职。”孙宝琦也不推脱,慨然允诺,大摇大摆走到台上宣起誓来。

独立实现后,孙宝琦身为已与清政府决裂的山东军政的都督,仍循旧例在珍珠泉抚署召开司道会议,他态度暧昧,明里暗里却极力纵容煽惑反独立的情绪。他寄函外国驻山东官员,通报情况,仍袭用独立之前所用政府关防,沿用清朝宣统皇帝的年号。

清政府、顽固派对山东独立恨之入骨,因此,取消独立的逆流也在暗中酝酿着。至袁世凯掌权,这股逆流便形成为强大的复辟力量。11月24日,经过几天紧锣密鼓地筹划,顽固派张广建、吴炳湘伙同五镇内的反独立派、咨议局的失意政客、各界落难士绅,向新政权、独立派、革命群众发难了,他们成立了名曰“山东全体维持会”的反独立组织,当天就在济南的山西会馆召集会议,孙宝琦参加了会议。而此时,五镇炮标标统张树元则下令支起了4门大炮,其中两门对着都督府,两门对着联合会驻所,以大炮威胁与会人员,并告知:“会议事项立即议决,不得拖延。”炮口威逼下的会议,十分顺利地签署了“决议”。对于独立,孙宝琦本来就不赞同,而取消独立孙宝琦则是求之不得。一看时机已到,孙宝琦在会场上迫不及待地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将都督改为巡抚,一切恢复旧制。山东独立轰然而起,倏然而倒,仅仅维持了13天。

取消独立后,孙宝琦的处境更为尴尬,宣布独立是他,取消独立也是他,如此朝秦暮楚,视政治大事为儿戏,其主子对他不能原谅,革命党人更是无比义愤,“议灭掘祖坟歼族类,以泄公愤”。此时的孙宝琦,内为清廷诘责,外被革命党人及广大民众声讨,他曾自喻“君亲两负,不可为人”。心力交瘁的孙宝琦,对政事亦无力处置,对政场也无心眷恋了,至此,他开始杜门谢客,无奈之下借机称病,躲入外国医院。12月17日,孙宝琦被正式解职,他在山东已无立足之地,惶惶然如丧家犬般离开了山东。

“我不是东西!”

孙宝琦的政治生命没有就此结束,1913年9月他又就任当时政府的外交总长,次年代理国务总理。民国初年,民国政府与逊位清帝国旧官吏们之间的往来仍然比较多,但孙宝琦在山东独立前后的表现一直被人“记着账”。当时,清室遗老们常拿此类事情侮辱攀附新贵者。孙宝琦曾为大清山东巡抚,摇身变为民国政府里的国务员,贵为外交总长,因而经常被人拿来诟骂。一次,孙宝琦与赵秉钧等国务员到大清“小朝廷”来致祭,孤臣孽子梁鼎芬一眼发现了“老朋友”,他直奔这位穿大礼服只鞠躬不下跪的国务员面前,指着孙宝琦的鼻子问:“你是谁?你是哪国人?”孙宝琦被问怔了,梁鼎芬提高嗓门:“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一个什么东西!”“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清朝旧臣劳乃宣也跟了过来,他们俩一唱一合,引过来一大群人,把孙宝琦等人围在中心。孙宝琦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最亏的内阁总理

孙宝琦被称为最亏的内阁总理。1924年初,曹锟刚刚送走了斗争复杂的高凌G代内阁,找到年过六旬、在前清做过督抚的孙宝琦出来组织内阁。孙宝琦事前并未想到自己会当内阁总理。他做税务督办,每月坐领纹银1200两,感到心满意足。当他乘车南行经过天津的时候,忽然有人把他追回来叫他组织内阁。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来,才知道这件好事是他的妹夫颜惠庆从中做成的。他满拟延揽几位知心朋友入阁,不料曹锟拿出一张名单来,上开:外交顾维钧、内务程克、财政王克敏、陆军陆锦、海军李鼎新、司法王宠惠、教育范源濂、农商颜惠庆、交通吴毓麟。孙宝琦看了这张名单,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责任内阁”的全体阁员都是由“总统”指派的。他吞吞吐吐地提出了一个意见,认为王克敏在国会中有查办案,不宜提出,请改提龚心湛为财政总长,曹锟就满脸不高兴地表示不能接受。孙觉得身为内阁总理,竟要照单全收,心中也不舒服,赌气到海甸承泽园去“避嚣”。但是,当他看见颜惠庆前来劝驾的时候,又觉得总理得来不易,便又不声不响地跟随颜回进城来。

孙宝琦于(1924年)1月15日宣布就职。他标榜他的内阁是“宪法”告成后的第一届正式内阁,并且提出了“奉行宪法”、“和平统一”的施政方针。他决定“出巡”各省,交换“和平统一”的意见,打算首先到江浙一带,消弭齐、卢之争,然后到西南各省,规劝孙中山和各省“联治派”赞成“和平统一”。这个计划,当时被称为“游方总理的旅行统一计划”。当他向曹锟索取30万元旅费时,被曹一口拒绝。当时,各方面对他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这位高龄总理和他的前任张绍曾一样,都是神志不清的人物。

孙宝琦一计不成,二计又生,建议召集一个“行宪会议”,邀请张作霖、卢永祥参加,以求实现统一。这个计划当时被称为“宪政统一计划”。这个建议并不是无所本的,事前他曾与卢永祥通电讨论行宪问题,卢表示可以召开会议加以讨论,他就鸡毛当令箭似的拟就了一道“行宪统一”的命令,要求曹锟盖印发表。3月11日,他又电请吴佩孚、齐燮元通电赞成这个计划,齐对此未置可否,吴佩孚对于宪法根本没有好感,特别反对宪法中关于省长民选的规定,公开指斥为“荒谬绝伦”,哪里会肯赞成召开行宪会议!此时吴还没有放弃其“和皖”“联卢”的意见。2月间,议员林树椿等182人提出补选副总统案,吴佩孚示意他们选举卢永祥为副总统。,但在14日回答孙宝琦的电报中,却又建议由浙江人民发起取消浙江省宪法,宣布服从国宪。此外,还说没有召开行宪会议的必要。

曹锟叫孙宝琦做国务总理,本来是看中了这位“老成练达”的旧官僚,能够百依百顺,不会像过去一样经常有府院政潮发生。自从孙上台以来,仍然以责任内阁自居,并且唠唠叨叨地提出这样一个计划,那样一套方针,曹锟不觉起了厌恶之心。孙主张遵守宪法,对于金法郎案一定要尊重国会的意见,更使曹锟耿耿于怀。此后又接连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件,曹锟经常患病,又不喜接见宾客,因此外面有曹锟业已身死、秘不发丧的谣传。3月间,葡萄牙公使符礼德从伦敦打来电报问候曹锟的起居,说明这种谣言已经流传到国外,而国会议员也纷纷打电话向王毓芝探听虚实。曹锟叫王毓芝追究谣言的来源。王毓芝回报说,这个谣言是从总理家中传出来的:总理听信了算命人的话,认为总统不出一月就会死亡,他就可以摄行总统职权。曹锟听了这些刺耳的话,气得跳起脚来大骂“老混蛋”。孙知道曹锟对他发生了误会,曾经三次到公府,想当面解释一下,曹锟不予接见,却叫手下人回答说,“我已经死了”。第二件,孙委派陈汉第为印铸局局长,王毓芝告诉他,“总统要委派张廷谔”,孙正因自己无权支配阁员而心怀不满,现在委派国务院一个职员也要受到干涉,他不能再容忍下去了,便也粗声暴气地说:“总统这样不讲理,请他下命令免我的职,我回到税务督办的原职好了”。王毓芝把这些话转告曹锟,曹锟咬牙切齿地说:“我偏不许他回任,就是税务会办也不给”。第三件,孙和王克敏大闹意见,王赌气请假不到部。王是曹锟最信任的人,因此曹锟对孙的感情更恶化了。

此时孙想再呆下去已经是很困难的了,可是他却产生了另外一种幻想,希望曹锟给他10万元旅费,让他出国旅行,用内阁总理的名义,疏通各国同意中国召开关税会议。5月28日,他又一次到公府请求谒见,曹锟仍然推病不见。一直到这时候,他才提出辞职。曹锟因为改组内阁一时还有困难,下了一道照例慰留的指令,于是孙又得意起来,打算赶走王克敏,以便加强内阁总理的地位。6月中旬,孙、王两人的斗争更加白热化,曹锟派人告诉孙:“如果王叔鲁被你排挤掉,我也愿意下台”。孙连忙表示自己愿意下台,即于7月2日提出辞呈。他在呈文中借口因病不能继续供职,他所患的病症是“头晕目炫,肝胃不和”。有人向曹锟挑拨说,上一句指“元首不明”,下一句指直系内部分化。曹锟一连骂了几声“老混蛋”,即于次日予以批准,派顾维钧代理内阁总理。

1924年孙宝琦内阁

成员

总理孙宝琦、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程克、财政总长王克敏、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张国淦、农商总长颜惠庆、交通总长吴毓麟。

重要事件

该内阁于1924年1月15日成立。该内阁半年的施政有两件大事:一是中国和苏联建交;二是向德国索赔成功。

不过孙宝琦自此至终都与曹锟的亲信、财政总长王克敏不和。半年以来,自金佛郎案到德发债票案,双方争吵不断。而曹锟又偏袒王克敏。执政后期,孙宝琦稍迁就王克敏,和他在德发债票案上合作。但是后来孙宝琦终于忍无可忍,在7月1日突然请辞,避居北京城郊。次日请辞获批,由外交总长顾维钧代理总理。

孙宝琦的儿女亲家

孙宝琦5个太太,8个儿子,16个女儿,女儿其中分别嫁给庆亲王奕痢⑹⑿场⒃揽⒄排迓诘亩印K锉钠吲镉梅薷苏磐⒘浚日排迓诘亩樱虐岷驼抛泳驳母盖住#

故居

孙宝琦在京故居位于北京东四六条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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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

孙宝琦在京故居位于北京东四六条胡同。

孙宝琦:姻亲之牢

1913年2月22日,大清隆裕太后病逝。当年冬天,她与光绪皇帝的灵柩一起下葬于崇陵。

此时,距离清廷逊位已经一年有余。隆裕太后的灵棚中,既聚着大清的遗老,也有民国总理赵秉钧领衔的吊唁团。其间,遗老梁鼎芬一眼发现了一个穿着西装的人,他忽然跑到这个人跟前,指着鼻子骂起来:“你是谁?你是哪国人?”被指着的人是大清前任山东巡抚、如今的民国外交总长孙宝琦,他一下子怔住了。

梁鼎芬的手指头哆嗦着,指着孙宝琦,嗓门越说越响:“你做过大清的官,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另一位遗老劳乃宣也跟过来一起骂。两人一唱一和,引过来一大群人。

孙宝琦面无人色,低着头连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人们大概很难想到,这个被遗老骂得狗血淋头的官员,当年曾经是大清官场中广结姻亲的闻人,督抚中头脑开明的改良派。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这两个身份结合在一起,他变成了清廷的罪人。

姻亲政治

1902年2月1日,慈禧太后颁布谕令,准许满汉通婚。很快,孙宝琦迎来了一门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亲事――皇室中辈分极高的庆亲王奕辆谷恢鞫业剿肴米约旱奈骞佑⑺亩

当时,孙氏大骇,说:“我怎敢把女儿嫁给您家公子?我办不起嫁妆呀!”奕了担骸氨鹱偶保”鹱偶保〉绞焙蛭遗扇税讯魍砩纤偷礁希孪备竟攀痹俅醇词恰!苯峁锒〗愠黾奘彼募拮保娴氖寝了降紫滤屠吹摹

如此给面子,当然不是天上掉馅饼,如果细究孙宝琦的背景,可以发现确有令人称羡之处。他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孙诒经曾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官至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在朝内有刚正清廉的美名,岳丈是曾任山东巡抚的张曜。凭借着这些关系,孙宝琦被授刑部主事、直隶候补道,主持开办了铜元局、北洋育才馆,开平武备学堂等。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孙宝琦是少数几个随驾护送的人,旅途中,道路泥泞时,孙宝琦时常在后面推马车。这无疑给西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西安,由于孙宝琦自幼学习英、法文,熟悉电码,被庆亲王奕廖伟炖砭Φ绫ǚ俊5笔保詈枵掠氚斯玖钔叩挛髟诒本┨概校靼灿刖┏悄酥寥牡缥娜找共欢希辗⒎牍ぷ鹘杂伤锉涸穑3Mㄏ锏┎幻卟恍荨4褥⒐庑骰鼐┖螅锉玫街赜茫蝗蚊しü梗罄椿辜嫒瘟俗の靼嘌拦埂

系出名门、太后赏识,最关键的是会和洋人打交道,考量这些因素,孙宝琦能够与庆亲王联姻似乎也不难理解。而此后,他在官场中的亲家更是爆发性增长。

孙宝琦有五个太太,育有二十四个子女。除了二小姐嫁入庆亲王家外,三小姐嫁给了大学士王文韶的孙子;三少爷娶的是北洋名将冯国璋的女儿;四小姐嫁给了皇室宗亲宝熙;七小姐成为了著名“清流派”张佩伦的儿媳、张爱玲的后母。孙宝琦与袁世凯、盛宣怀更是双份的亲家,每人各有两对子女结为连理。通过一连串的联姻,孙宝琦几乎与朝中最有影响力的重臣都成了亲戚。

同时,这些重臣又各自串联着其他豪门,例如,奕恋牧硪晃慌鍪前不昭哺Ф髅揽肼拗爻级朔健⒛峭┒际嵌准遥⑿车募父鲎优肓私阋淮暮烂拧迥兰揖拮迕怯昧龉菇ㄆ鹨徽磐Φ墓叵低璐烁髯岳┏淅姘嫱迹婵晌揭凰鹁闼穑蝗倬闳佟

孙宝琦在这种中国式政圈中如鱼得水。光绪末年,在交卸了外交事务后,他回国待命,恰好山东巡抚一职出缺。孙宝琦有意制造岳父、女婿先后主政山东的佳话,于是找奕涟锩Α^帘憬杩谏蕉嵌缘峦饨灰兀枰煜ぱ笪竦拇蟪迹>偎锉H瘟松蕉哺АR砸还怪恚叮苯拥H畏饨罄簦庠诘笔北怀莆耙焓薄

不过,“佳话”很快变为了尴尬。1910年,山东莱阳、海阳两县,因赋税过重而发生暴动,当地官员竟然派兵将百姓当作“乱民”围剿,据记载,官军“劫杀淫暴,甚于盗贼”,冲突中,大量村庄被毁,民众死伤达一千七百多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巡抚孙宝琦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据说摄政王载沣只是致函警告了一句,“如不是看在当年给老佛爷推车的份上,当撤职查办”。一家报纸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原因,“孙固某大老之姻亲也,有此巨援,夫复何虑?”

事实上,当板结化的利益集团若隐若现,沦为空言的不仅仅是官员问责,还有万众期待的政治改革。

变味的改革

1904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获胜告终。当时中国的舆论一致认为,日本以一介蕞尔小国,得以击败强邻,是立宪制度优于专制制度的铁证。也就在这一年,以孙宝琦为首的外交官们最先奏请朝廷明定宪法,仿效英、德、日本之体制,救宗社于水火之中,潜滋暗长的大清立宪运动自此陡然高涨。

在此后的政治活动中,孙宝琦一直是以头脑新派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眼前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据说在他做法国公使期间,有一次孙中山来巴黎,同盟会员汤芗铭等三人合谋窃取了孙中山的行李及文件,跑到使馆告密邀功。但孙宝琦不但没有下令严查,反而令手下将东西送了回去。1909年就任山东巡抚后,孙宝琦不仅关注本地谘议局的活动、地方自治的筹办,还屡屡奏请军机处尽快设立内阁、国会。和众多立宪派一样,这些声音确有不少出于其真实的政治理想。

但是,无论是设立内阁也好、国会也罢,涉及到官制的改革,都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这实在是一个不能再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在慈禧、光绪相继逝世之后,清廷高层出现了“政出多门”的情况,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更渐趋白热化。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晚清政坛可以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在慈禧、光绪病逝之后上台的摄政王载沣派,主要人物均由满洲少壮贵族组成,包括载沣、载泽、载涛等人。另一派的领衔者正是孙宝琦的亲家――老一辈的皇室宗亲庆亲王奕粒稍卑蟪寄峭⑿焓啦导噬辖晕揽牡秤稹A脚墒盗Υ笾孪嗟保嗷デ阍

载沣这个人,办事时出了名的犹豫不决,论能力、见识都远远赶不上慈禧老佛爷。据说,在他摄政之后,面对入宫觐见他的人,常常坐对无言,对方请示机宜,则结结巴巴、不知所云。“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 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 应付事变, 则决难胜任。”因此,国事上,他往往更加依仗兄弟们,一上台,大肆任用少壮派亲贵,上至满洲八旗,对年轻的摄政王都十分失望。奕潦窃蛊畲蟮囊桓觯劂阋簧咸ǎ唤鲎约旱淖蟀蛴冶墼揽豢被丶O碌哪涣琶且膊幌窆ツ敲刺够搅耍灾劣谵猎藓薜厮档溃氨夭坏靡眩嗜萌谒接眩蝗稳孀拥弥疽玻

在波谲云诡的局面中,预备立宪的焦点实际上成为了各方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清宫中的每个人都关心将来自己在政坛中的地位,都试图获得改革的主导权。对于最关键的内阁总理大臣一职,奕痢⒃卦蟆⑸脐榷加幸馐杖肽抑小

不过,若论政治资望和力量,奕恋氖屏χ螅窃卦蟮壬僮城坠蟊炔涣说模獠唤龅靡嬗谡馕焕铣汲て诎殉种惺嘁鼐Γ驳靡嬗谒诔谐つ甑慕峤弧⒕ㄋ胨锉庋僭钡牧觯蘸蠖汲晌宋臃值恼巫时尽5笔钡摹妒北ā飞踔磷隽艘淮蚊褚獾鞑椋镀本翰履诟笞芾泶蟪嫉娜搜。饲Ф嗾牌敝校薪那д磐陡宿粒鹊诙卦笞阕愣喑隽肆角薄

最后的结果也的确印证了人们的判断,1911年5月8日,清廷正式颁布新内阁,奕寥缭敢猿サ氐鄙狭四诟笞芾泶蟪迹淞轿恍母鼓峭⑿焓啦惨煌敫蟆T劂愕胁还恋氖屏Γ惆才抛约阂慌傻脑卦蠼苏乒懿普亩戎Р浚癫⒃劁直鹞骄蟪肌⒑>蟪迹哉莆站āV劣谄渌笤保卜直鹩肓脚墒屏τ泄亍R虼说闭飧瞿诟笠话洳迹嗣蔷鹊胤⑾郑谡馐翊蟪贾校薰笞逭季湃耍渲谢首逵终计呷耍鹤骞倭沤鏊娜耍馐导噬闲媪吮蝗嗣瞧诖嗄甑牧⑾芤浴捌帧笔粘 5瞧奈泶痰氖牵馊词亲钅芷胶馇迨腋鞣嚼娴娜耸掳才拧

孙宝琦此时正在山东当巡抚。皇族内阁颁布后,他马上便上书,直斥亲贵不宜干预朝政。然而恐怕广结亲缘的他自己也知道利益集团的厉害,当改革被绑架时,大清也已经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了。

摇摆的革命

1911年10月22日,武昌首义爆发的第二周,山东巡抚孙宝琦、江苏巡抚程德全联名电奏朝廷,再一次指出今日之祸乱,完全是因为近年来亲贵专权任事的结果,他们提出,通过“痛削皇权,改革政体,与革党谈判”等措施化解危机。

而耐人寻味的是,在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孙宝琦就在地方督抚中第一个给清廷发电报,建议起用自己的亲家袁世凯。而在中央,另一位亲家奕劣胨O嗪粲Γ10月21日向朝廷请了假,据信是亲自前往河南安阳洹上村,说服袁世凯出山。11月1日,奕聊诟蟪稍弊艽侵埃⑷蚊揽诟笞芾泶蟪肌6撕蟛痪茫卦蟊阍谟盎嵋樯现冈疝疗鹩迷揽且侨胧遥吒睬逋@洗蟮酃缬昶≈剩婕胖涞墓ペσ谰擅挥型V埂

与此同时,孙宝琦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11月初,济南盛传,清政府欲以山东土地作抵押向德国借债三千万元来筹措战争经费,这一消息激怒了民众。11 月5 日山东各界人士齐聚谘议局讨要说法,革命党人徐镜心等人在会上提出了事先草拟的山东独立约章七条,并推举出士绅夏继泉等人把劝告书交给孙宝琦。据夏继泉的回忆,孙宝琦当时看到了劝告书后觉得很诧异,表面上没有拒绝,但实际上很难接受,经过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孙宝琦才答应向清廷代奏。

11月13日,各界人物再次集会谘议局,要求孙宝琦宣布独立,孙声称:“吾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独立。”大会从上午8点一直持续到晚上近9 点,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直到支持革命的新军第五镇标统黄治坤威胁说,会场内有两百支手枪,如果孙宝琦再不答应独立,“也许立即就出人命!”孙宝琦才不得已接受“总统”的职务。 事后,孙宝琦还上奏朝廷:“宝琦再三劝告不可独立,而大众不听,竟以独立要求,即日宣布……世受国恩,形同叛逆,万死奚辞?惟有静候朝廷处置。”

在后来写给亲家盛宣怀的一封信中,孙宝琦流露出了自己此时的一些心迹,他说自己“顷拟奏设临时政府,仿庚子年例,稍慰革党之望……”所谓庚子年例,指的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的“东南互保”,简单地说,就是暂时脱离中央指挥,自求保境安民。

之前心中已经准备设立临时政府,真到独立的时候了,又显出万不得已的样子,这其中的原委,曾在济南任首道的熙敬甫一语道破天机: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纯为袁世凯所操纵”。“是事前派人授意嘱孙独立,盖欲造成恐怖局面,以觇清室权贵动静”,按照这种说法,孙氏“不得已”的姿态,显然也是为了避免自己的亲家奕痢⒃揽芽啊

不过,清室权贵也毫不示弱,熙敬甫回忆道,当时自己曾经在京城亲眼见到少壮派亲贵良弼对奕了担罢舛际悄愕暮们准野斓氖拢挥型跻市恚笤家膊桓易觥保了婕凑业皆揽塘拷饩霭旆āK婧螅揽锉址⒘艘环馑饺诵偶∠懒辈叨谖逭蚓僭僖淮蔚髯箍冢炊粤偈闭S谑牵锉缓糜忠淮我员榈淖颂蚬谛疲氨扇私袢障萦谖D眩圆盐奘叮懈春斡龋 11月24日,他宣布取消独立,并避入医院,为期十二天的山东独立宣告结束。

只不过,这一反复,让孙宝琦从此再也直不起腰来,很多人都认为他两面三刀,孙宝琦心力交瘁中须发尽白。12月17日,他奉旨开缺,离开山东,迁居天津租界。

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民心,只是充当了利益集团争斗的牺牲品。

姻亲之牢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两个月后,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当初奕痢案嗜萌谒接眩蝗稳孀拥弥疽病敝铮谷幌肪绨愕厥迪至耍蚁嗟背沟住

事实上,除了袁世凯,这场晚清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战并没有胜者。无论如何,大清已经没有了。而戏剧性的是,民国之后,奕痢⒃劂悖饬脚墒屏Φ牧煜握呷丛谀持忠庖迳洗锍闪撕徒猓1917年,奕敛∈庞谔旖颍焱醺垂呃虮本┳辖侵械男〕⑻众趾牛淦蓝ㄒ簧σ怠5笔保詈揶廖蠊匿咭乔鬃匝×恕懊⒊蟆⒂摹⒗鳌彼母鲎郑媚谖窀≡瘢螅乔罔淼内趾牛挥睦鳎傅氖侵艹杈耐酢⒗魍酢

最终,还是溥仪的父亲载沣劝他网开一面,力争之下,才给奕链挖帧懊堋弊郑馑际恰白坊谇肮薄

而对于一度卷入政争的孙宝琦,遗老们所能做的只是在隆裕太后的灵棚中痛骂而已。

凭借着和袁世凯的关系,孙宝琦的官运并没有结束。1913年9月,他就任外交总长。据曹汝霖的回忆,该部门原本选员较严,即便亲戚故旧,也要经考试录用。孙宝琦到任不久,部员便全部补足,甚至在编制外又添设办事员――显然是开了不少后门。

孙宝琦似乎忘记了曾经的狼狈,他继续欣然经营着自己的姻亲政治。1916年亲家盛宣怀去世后,孙宝琦接任了盛氏创办的汉冶萍钢铁公司董事长职务,每月领取一些车马费。当时任总经理的是盛家后人盛泽承,但对公司业务毫不上心,整天只知道花天酒地,入不敷出。他骗孙宝琦举债二十万元购买了公司股票,谎称一定代为清理债务,却再也没有了下文,孙宝琦心力交瘁,甚至去找日本朋友帮忙。直到此时,他才有点恍然大悟了,在给儿子的信中写到,“至亲如翁婿反不如日友同情可恃,自恨当日之孟浪从事,汝等当引为前车之鉴,不可妄思生意投机之事。”

1931年2月3日,孙宝琦胃病发作,病逝于上海。

受债务所累,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的生活非常拮据。张爱玲当年忆及家世,曾经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孙宝琦官做得那么大,反而很穷?她分析,也许是家里的姨太太太多。

这话似乎在说孙家,也似乎在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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