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梧生的个人简介
宋梧生，1895年～1969年，中国近现代医学家、最早期的癌学专家。曾创建中国第一所肿瘤放射性治疗的医院――中比镭锭治疗院（1931年3月1日成立，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务主任，副院长，不久亲自担任院长。中比镭锭治疗院并是中国解放前唯一一家肿瘤治疗医院。
个人档案
姓名：宋梧生
性别：男
出生日期：1895年
逝世日期：1969年
职业：医学专家
国籍：中国
朝代：现代
籍贯：中国浙江余姚
民族：汉族
身份：医学家
个人简介
民国11年(1922年)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获医学博士、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上海圣心医院内科主任、光华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并先后创建国内第一所放射治疗肿瘤的中比镭锭治疗院，任院长；
上海第一所药科大学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任教务长、系主任；
国内第一家制造注射用葡萄糖工厂大中化工厂，任经理。
抗日战争期间，拒绝与汪伪合作，脱离镭锭治疗院开业行医，并协助颜福庆组建伤兵医院。
解放后，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肿瘤医院院长，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教授，中国药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化学化工学会理事。
独领风骚的中法药科
1929年，上海曾诞生过一所私立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的学校，简称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系用法国庚子赔款所创办。其校址在原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410号（解放后成为陕西南路上海机械制造学校的一部分），该房屋原属德国人，系原同济大学附属医院宝隆医院旧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把这些房地产作为赔偿让给了法国，由法国作为发展中法文化教育事业之用。因此中法药科使用该房，既不用交房租，也不必纳地产税和房捐。据资料记载，当时南面第一座红色三层楼房是法国军营，第二座是中法药科，其余属于中法国立工学院。
中法药科因隶属中法大学，所以不设校长只设主任及教务长。而主任系名誉职，不领薪水，不过问学校行政，所以实际负责的是教务长。中法药科第一任教务长是宋梧生。宋在比利时接受中小学教育，后去法国留学，先后获医学、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叔叔就是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宋汉章。还在中法药科创办之前，宋梧生就以比利时庚款在上海创办了国内第一所镭锭医院（现上海肿瘤医院前身）。宋梧生和其叔叔宋汉章一样，在民众中也有着不错的口碑。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宋梧生因耻于与汪伪政权合作，就辞去镭锭医院院长一职，自己挂牌行医。直到抗战胜利，才重返镭锭医院。宋梧生的行事，对学生肯定不无影响，故学校中不乏追求正义与真理的进步学生，他们关心国家命运，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更有不少人奔赴解放区投身革命。
当然，既是药学专科学校，自然注重对专业的学习。学校初开设时定为五年，前四年在课堂学习，第五年到药厂、药店实习。但由于那时上海药业几乎都是私营，技术与方剂都属于商业机密，实习生根本无从学到什么。好在学校发现了这个问题后，马上重视起抓实验，严格训练学生，并取得实效。正由于保证了学生的学习质量，所以当时中法药科毕业生在就业问题上，“供不应求”的现象可谓独领风骚。而且中法大学为法国所认可，毕业生可直接升入法国任何一所大学为研究生。
解放后，因经费无着，几临关闭的中法药科被新生的人民政府接管后，终于绝处逢生，重获发展。
个人生平
宋梧生先生生前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院长、药学系教授和研究生导师、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顾问、九三学社民主人士。他1895年出生在浙江余姚乡间，自幼父母双亡，由叔父宋汉章公接到上海抚养，就读于外国教会所办免费公学。
旧中国缺医少药的境况和他父母因急病无处救治而不幸身亡的惨景深深印在他幼小的脑海之中，使他立志要习医学药、救人济世。十几岁只身赴欧洲求学，就读于比利时高级中学，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学校停闭，和国内的联系亦告中断。在那炮火连天的岁月里，他只能混杂在逃难的人群中，许多难民倒地身亡，最后不得不流落街头。当时身无分文的他幸得几位比利时老人的援助才躲过这场大难。
这次经历使他深深感到人间的友爱帮助是多么的重要，这也是他为什么以后热心于公益事业的重要原因。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到法国考入里昂大学医科，从小立下的志愿让他在刻苦学习医学专业的同时又攻读化学专业。当时由于旧中国的贫穷落后使中国留学生常常受到外国同学的鄙夷和歧视，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他发誓要与外国学生争个高低，要比他们学得更多更好，为中国人争口气。法兰西的风光美景没有留驻他的些许时光，他放弃一切休暇闲余，发愤苦读，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导师们不由对这位来自遥远国度的留学生另眼相看。由于他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刻苦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得法国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Grignard教授的赏识，从而有幸在他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当时Grignard教授是法国科学界的领袖之一，能在如此级别的导师门下学习和工作，可以说是他的幸运，也是中国留学生的光荣。此后，在导师的精心指导下，他开展了炔醇类化合物新合成方法的研究，不断有新的研究报告发表。1923年课题完成，论文发表在法国化学会等国际性杂志上，并且荣获法兰西共和国理科国家博士学位。同年在里昂大学完成医科学程，发表关于《肺炎并发肺结核病的新治疗方法》论文，获法国里昂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一个人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科学领域同时获得博士学位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因此受到了当地学术界的广泛赞扬，并一致希望他能留在法国工作，但他牢记当年出国求学是为了改变祖国医药落后面貌的志向，所以一一婉言谢绝。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带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比利时、法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
回到上海后，他和其他热心人一同筹建慈善事业圣心医院（今杨浦区中心医院），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当时上海杨树浦劳工密集地区天花猖獗，他和医院同仁不顾危险，积极救治，为扑灭天花流行做出了贡献。他在行医同时还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前身）化学研究员，期间结识了许多有志振兴祖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杰出爱国人士，像蔡元培、陆伯鸿、乐文照、周诚浒、颜福庆、赵承嘏、邹仁、沈克非等并结为挚友，同时自己也渐渐取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为他以后许多事业的开展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1929年国民党政府办理药剂人员登记，当时从事药学工作的人员大多是中级或学徒出身，都有要求学习药学理论的要求，梧生先生此时感到国内药学水平之所以落后跟缺乏大量高级制药人才有极大的关系，自己应该为改变这种困境做出努力。当他得知法国和比利时政府愿意退还前清政府所签的“庚子赔款”时，便立即向中法大学蔡元培先生提议用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在上海设立中法大学药科，并积极奔走向各方呼吁，由于他在欧洲留学时的声望，法国和中国各界对此事都很重视，几经努力提议终获批准并责成由他负责筹办。期间对于学校的定名也是历经波折，因当时政府歧视药学，即使是本科制也只能挂“专修科”的牌子。1929年中法大学药科终于在上海成立，宋梧生先生先后担任教务长、系主任，并亲自讲授药物化学课程。
中法药科属于私立性质，经费来源除了学生所缴学费以外全仗药业界的捐助，办学十分困难，有时连教工工资发放都成问题，为了不让学生学习中断，他总是四处求助、借贷，勉强维持到解放，军管会得知学校的困境即来接管，不久就跟由他协助创办并担任名誉系主任的国立上海医学院药科合并，成为现今的复旦大学药学院前身。中法药科历届的300多名毕业生都成为了各高校主要师资力量和资深药师的骨干力量，为我国药学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
宋梧生先生在其行医生涯中深感不安的有两件事，一是国内还没有专业癌症放射治疗机构；二是国内药品种数极少，尤其是原料药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国内连生产注射用葡萄糖等最基本药物的厂家都没有。当时的医疗条件，放射疗法几乎是医治癌症最有效的方法，可在国内却无法施行，他只得眼睁睁看着许多癌症患者因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在绝望中怅然离世而自己却无能为力，病人那痛苦的眼神深深刺痛他的心灵。这时，比利时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之事使他感到可以用它来购买镭铤解癌病患者的燃眉之急。
为此，他又开始了多方奔走、呼吁，最终促成了中比两国有关部门同意批准该项计划并将之交与他付诸实施。1931年国内首家癌症放射治疗专科医院――中比镭铤治疗院正式成立，宋梧生先生先后担任常务理事、事务院长、副院长和院长。这是中国现代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为我国癌病治疗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它给癌症患者带来了再生的福音。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梧生先生积极组织医疗队支援前线，救治负伤的19路军战士，1937年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上海沦陷，他不齿与日伪政府为伍，毅然辞职离院，抗战胜利后重返医院复职。医院在他的领导下摆脱了人际关系、经营管理和经济上的种种困难，一直坚持到解放，完整交付到人民手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日寇铁蹄蹂躏的中国药品供应日趋紧张，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药品进口中断，抢救病家必需的注射用葡萄糖已近告罄，患者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梧生先生决定和友人一起研制生产针用葡萄糖，由于此药的生产条件不同于食用葡萄糖，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进行规模生产是有相当难度的，梧生先生变卖了自己的贵重首饰（做试验需要用到的贵金属都是他用家中的首饰换取），进行了多次探索和试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研制成功，不仅质量等同于进口货，而且价格也很低廉。
1942年我国第一家生产注射用葡萄糖原药药厂――大中化学工业厂正式投产，此举既解决了病家的燃眉之急，又填补了我国制药史上的空白。但是，在敌伪、反动政府统治时期，政治体制黑暗、生活秩序混乱，药厂惨淡经营，产品也只能供给本地所需。解放后工厂在人民政府积极支持下获得新生，其产品不仅能满足国内需求，而且还行销海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梧生先生晚年曾感慨的说“我从小想做的事虽然都做了，但没做好，解放后却全部走上正规，我的抱负到新中国才真正的实现了。”
宋梧生先生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时常想到自己应该为家乡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当时整个余姚地区十万人口才仅仅只有一座设备极差的小医院，连最基本的外科小手术都无法完成，得转送宁波市治疗，病人往往在途中就已死亡。抗战胜利后，当他听说“联合国救济总署”有一批医疗设备可以免费提供给中国使用时欣喜若狂，他立即想方设法向“总署”反复申阐请援终获批准，同时会同其叔父汉章公向同乡募集资金、土地，并力请国立上海医学院委派资深医师莅院指导。1946年，一座公益性、综合性、有百张床位的现代化医院――阳明医院在小小的浙江余姚乡间诞生了，梧生先生亲任院长，由于他的正确领导和国立上医诸多名医的精心指点，医院的医疗水平迅速提高，成为浙江最著名的医院之一。
宋梧生先生一生热爱科学研究工作，解放前因为一方面要照顾生计，另一方面又想为同胞多创造一些医药事业，因此无暇兼顾。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不仅生活安定，而且各项事业均有计划地蓬勃发展，他曾经说过“我的一生在解放前、后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在他内心深处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有着诚挚的热爱，为此他陆续辞去了在肿瘤医院和药厂的领导工作，安心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致力于自己钟爱的科研事业，由于他的声望和学识在系里担任了重要的教学科研工作。虽然年事已高，且身患多种疾病，但他仍然孜孜不倦的指导学生和研究生的学业。梧生先生平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学习，因青少年时期长期居住在欧洲，故精通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等多门外语，阅读速度极快，这方便他随时关注着国际上医药学领域的最新动态，随时捕捉着有价值的最新信息。业余时间只要有空就跑图书馆，在家里到处都是外文专业书刊，许多亲友都说“你不像法国留学生，在法国留学了那么多年，连跳舞、打牌、喝酒都不会”。
有些教师说“宋老尽管和外界接触不多，可无论什么新信息他却都能知悉，而且都有浓厚的兴趣”。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核酸科学刚刚起步，他就一面学习，一面组织同事们开展讨论，提出了种种设想，但因局限于当时的条件无法进行实验；又比如国外对罗芙木生物碱利血平的化学结构刚被确定发表时，他就很感兴趣，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反复推敲设计它的化学合成路线，共计有三十余步，但当时也由于自己无人员、无经费、无实验室而只得作罢。以后，国外科学家成功合成利血平，在杂志上发表，其路线与梧生先生所设计的基本一致。
在药学系的这段时间里，他除了指导研究生开展心血管药物的科研工作外，还与另一位教师共同开设了一门新颖的课程――化学药理学，这是一门专门论述药物的化学结构和其作用间相互关系的学科。这些都充分说明宋梧生先生扎实地到的学术水平和对新事物特有的敏感性和探索性，这正是任何科学工作者要想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晚年的他虽已年逾古稀，可还是拖着孱弱的病体亲赴教室执教。可是，正当科研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时，噩运降临到他身上，十年浩劫中他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一位终身为祖国医药事业辛勤操劳的老科学家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宋梧生先生为人谦逊忠直、热心善事、勤奋好读、治学严谨、生活俭朴、淡泊名利，更兼学历优异、桃李遍地，被药业界尊称为“老夫子”。他信奉天主教，生来一身正气，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在旧社会敢于向侵略者、反动派进行斗争，不屈从日寇，多次严拒敌伪的“聘任”，为免受扰害，举家避难乡间。反动派统治时期，作为系主任的他同情、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还曾帮助中共地下党员安全转移。解放后坚决服从和执行党的政策，他管理的工厂在“五反”中被评上为数不多的“完全守法户”。
解放初期混杂在宗教界内的敌人兴风作浪，妄图拉拢他向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他毅然冷对利诱和威胁，积极参与宗教界爱国运动，并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呼吁全体宗教界人士不要受蒙骗”一文，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宋梧生先生虽已离我们远去，但是倘若他能看到当年自己辛勤栽种下的树苗已在后人精心呵护下枝繁叶茂，定会感到莫大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