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启贵的个人简介
石启贵(1896―1959)，字霖苏，号子荣，苗族，乾州厅仙镇营(今吉首市万溶江乡)人。早年就读湖南群治法政专门学校自治讲习科，后在乾城县模范小学和女子小学任教。自民国22年(1933)起，多次深入州境各县苗乡调查。1936年，在所里(今吉首)参加创办“特区师资训练所”，任教育劝导员。次年，被湖南省政府派任湘西苗族宣慰员。其时，他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介绍苗族的文章，有利于消除各方面对苗族的偏见。1940年，36万字的《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湘西苗族考察纪要》和《苗乡风土民情》等书成稿。1946年、1947年石两赴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土著民族代表联合向大会提交有关民族问题的提案40多条。1951年，他写成20多万字的《湘西兄弟民族介绍》手稿，献给乾城县人民政府。1959年病故。石启贵 - 简介
石启贵（1896-1959），湖南湘西吉首乾州人，苗族。早期民族学家、苗学研究的先驱，苗族教育家、政治家。毕业于长沙湖南群治法政大学。回乡后，从事民族教育工作，并于1926年开始调查、搜集苗族文化资料，引进外面先进生产技术，力求发展民族政治经济，探索苗族发展强大之路。1933年5月，当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凌纯声、芮逸夫来湘西苗区调查时，石启贵担任调查组的咨询，协助凌纯声、芮逸夫在苗区调查。因石启贵是个“苗族通”，且汉文知识也相当不错，三个月后凌纯声、芮逸夫在调查完毕离开湘西时，邀请他代为继续调查，并请中央研究院聘他为湘西苗族补充调查员，从此，石启贵正式走上了苗族研究工作的道路。
经过多年的走访调查，石启贵于1940年完成《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文稿。因石启贵本人是苗族，生活在苗区，深知苗族人民的情况和处境，他认为弘扬苗族优秀文化是很必要的，但更不能忽视的是发展苗区经济，摆脱贫困，争取政治平等。因此，他从苗族的生存和发展出发，把苗族文化研究和苗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结合起来，《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就是以一种“自我呈现”的姿态向世人展示苗族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需求。这是第一部由苗族知识分子自己撰写的关于苗族历史、语言等多方面的科学著作。全书分十二章，即：地理概貌、历史纪略、经济梗概、生活习俗、婚姻家庭、政治司法、教育卫体、文化娱乐、诗赋词章、宗教信仰、语言文字、苗疆建设。与《苗族调查报告》、《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相比，《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的调查更加深入，内容更加丰富，增加了不少凌纯声、芮逸夫未记载的内容，揭示和阐明了外人所不能认识的事项；并且强烈呼吁苗族政治上的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真正反映了当时苗族贫苦大众的心声。
石启贵 - 事迹
石启贵(1896一1959)，号子荣，又名岩山、竹林居士。苗族。湖南乾城县(今吉首市)仙镇营人。幼时就学于汉族私塾，
民国创立转入新学。高等小学毕业后赴长沙求学，先后考入长沙兑泽中学、湖南群治法政专修学校。毕业回乡，历任小学教员、教务主任、校长，以及湘西特区师资训l练所教员。曾先后充任乾城县政府科员，湖南省政府参议、专员，湘西苗族考察兼宣慰员、宣传员等职，并以“土著民族”代表的身份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苗乡实地调查时，石启贵和凤凰吴良佐、永绥龙麟章等苗族人士应邀协助工作，“日夕相处”，以备随时“咨询”。凌、芮等人离开后，石启贵又受中央研究院聘请，担任湘西苗族“补充调查员”。从此，他“不慕浮名不畏难，芒鞋竹杖遍山间”，不辞辛劳，深入各县苗乡，遍访苗族长者、巫师、艺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士数以千计，并实地勘察“苗疆”山川名胜、文物古迹，调查和搜集苗族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宗教信仰，以及苗医苗药、苗家武术等等资料，并实地拍摄照片。“经历数年，苦心记载”，仅苗觋神辞，就分析详载有百余种， “汇编数十厚册”。特别是大量世代承传的苗语口碑资料，先后给中央研究院寄去《吃牛大全》、《杨家吃牛全套》、《吃牛秘诀》1、2、3册)、《吃猪》(第一、二册)、《接龙大全》及各类苗歌共数十册和大量照片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石先生自己又从中选择部分资料，经过精心翻译、整理，于1940年独立编写成30多万字的《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初稿。此后，还陆续整理和编撰了《湖南土著民族风土纪实》、《苗医验方》、《龙廷九武术秘传》等书稿。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政治上被错误处理、遭受极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他还满怀爱国家、爱民族之心，编写了数十万字的《湘西兄弟民族介绍》以及《苗族歌韵大全》、《苗语文法解》等书稿，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石启贵的著述十分丰富，但遗憾的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不仅当时未能出版面世，而且许多书稿和资料均已散佚无存。拨乱反正后，经其后人及相关人士收集整理，以侥幸保存下来的《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为基础，并补充《湘西兄弟民族介绍》及其他少数能收集到的遗稿资料，编成《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一书，于1986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出版后深受各方好评，先后获1987年度中南地区人民出版社优秀图书奖、1989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1992年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根据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需要，湖南人民出版社又于2002年出版了增订本。现特收入《湖湘文库》予以再版。
《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是国内外第一部由苗族自己的学者撰写的，关于苗族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志书，是一部包括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语言学，以及文学、医学等多学科知识的学术专著。全书以乾城(吉首)、凤凰、永绥(花垣)、保靖、古丈等5县地区为基本范围，分地理概貌、历史纪略、经济生产、生活习俗、婚姻家庭、政治司法、教育卫体、文化娱乐、诗赋词章、宗教信仰、语言文字、苗疆建设等共12章。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记述全面客观，对于民族研究，特别是苗族历史和苗族传统文化研究，至今仍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石启贵的这部遗著，收集和征引了不少地方志及其他汉文资料，其中一些碑文和苗族人士的未刊文稿，现在多已失传。而尤为珍贵的是，作者广泛收集和运用了20世纪30年代经过实地调查，耳闻目睹所记录下来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发生在苗区的有关历史事件的口头传说，各种婚丧、节庆和祭祀等民俗资料，民间流传的各种社会故事、歌谣等等口碑资料，以及平时“秘不示人”的苗巫“神辞”、符咒和苗医验方等。这类资料，由于只是流传于苗区和苗族内部，不是非常熟悉苗族生活、精通苗语的人，是难以了解和掌握的；加之，时过境迁，随着时光流逝，许多文化和民俗，或已变异，或已消失，再无传人和载体。现在通过作者的遗著使其得以承传，难能可贵。我们要很好研究、了解苗族的发展历史和苗族的民族传统文化，这些资料是不可或缺的。
作者生长于苗乡，熟悉苗族风俗习惯，谙习苗族的语言和文化；同时，又掌握了汉文化知识，汉文也很有功底。所以作者在遗著中，不仅能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地记述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习俗，而且揭示和阐明了许多其他民族人士所不理解和未能正确说明，甚至产生误解的问题。这更增强了本书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例如，明清以来的各种汉文献均记载：苗族“无同姓不婚之嫌”，“同姓亦可婚配”。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也沿袭了这种传统的错误说法。其实，苗族通行的吴、龙、麻、石、廖、田、杨等姓，都只是从汉族那里移植和借用的汉字姓氏，苗民除这种汉姓外还另有自己世代相传的苗语姓氏(或叫支系称呼)，如“代瓜”、“代削二”、“代篾”、“代卡”、“代列”等。“代”为词冠，也可记为“禾”。同一苗姓支系分开后往往采用了不同的汉姓，而一个汉字姓氏又常为不同的苗姓支系所借用。这是历史上形成，而沿袭下来。苗姓同，汉姓虽不同，在苗族内部无论亲疏都是不允许发生婚姻关系的。汉姓虽相同，但苗姓不同，即分别属于不同的支系，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互为婚姻的。这也是常见的。一般汉人或其他民族的人不了解内情，故误认为苗族“同姓可婚”。作者的遗著以专门章节阐述了苗族的“苗姓系列”，对当时湘西苗区所能考察到的七大苗姓一一作了说明，以自己掌握的资料澄清了事实，纠正了千百年来在汉文献中所流传的错误观念。又如，关于苗妇“放蛊”的问题，在汉人编撰的方志和其他一些汉文献中，多肯定苗乡有“蛊妇”，会“放蛊”害人。凌纯声、芮逸夫在其著述中也完全以汉文献为依据，肯定有所谓“蛊妇”，还记述了“蛊妇”如何“放蛊”、“传法”等等。石启贵在遗著中以亲自调查和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揭露了“蛊妇”之说
的虚妄，以及此说在苗民中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痛苦，批驳极为深刻，很有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