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热·亚马多的个人简介
若热·亚马多（JorgeAmado,1912――2001），巴西现代主义小说家。2001年8月6日晚因心肌梗塞在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市的一家医院逝世，终年88岁。简介
若热·亚马多1912年8月10日生于巴伊亚州的伊塔布纳市，1931年发表处女作《狂欢节之国》，
1933年因发表以可可种植园农民的苦难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可可》一举成名。1936年起由于参加进步政治运动多次被捕入狱，后流亡国外，1952年回国后专事写作，1961年当选为巴西文学院院士，5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若热·亚马多在近70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30多部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其作品被译成49种文字，在55个国家出版。其中他在1958年写的长篇小说《加布里埃拉、康乃馨和桂皮》最为著名，被译成30种文字。他在其作品中反映了巴西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创造了500多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不少人物在巴西家喻户晓。他的作品给巴西电影和电视剧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至今仍不断有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搬上荧屏，很受观众欢迎。
主要作品
《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大埋伏》、《加布里埃拉、康乃馨和桂皮》、《可可》等。
中国情缘
巴西对于中国人，熟悉而又陌生。熟悉是因为近年来中巴贸易关系越发紧密；陌生是因为国度遥远。但是，其实早在50年代初，巴西著名作家若热·亚马多就开启了中国读者了解巴西文学以及巴西社会的大门。
在巴西东北部的萨尔瓦多的历史中心里，一个狭窄陡峭的鹅卵石街道旁，有一栋蓝色的矮层楼房，上书“亚马多之家”文化基金会。走进这所建筑，里面全是巴西当代著名作家若热·亚马多的书稿印记。在一本纪念亚马多诞辰百年所整理的亚马多自己写的回忆录里，记者偶然翻到了一页，写着“北京，1987”。文章里，亚马多提到了关于他的小说《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的中文译本（范维信翻译）和英文译本的看法。他说：“这两本译本我都非常喜欢。英文版本的历史感更重，而中文版则更为浪漫。”
一时间，亚马多和中国的距离拉近了。基金会负责人弗拉佳女士告诉记者，亚马多一生去过中国三次，还在巴西报刊上发表了对中国的观感和赞美的文章。她说：“他去了（中国），拍了很多照片，还写了文章。我们现在有很多他在中国的照片，但是我们没有照片的出处，可能是时间太长丢失了。”
在亚马多爱人泽莉亚的《冬天的花园》这本回忆录中，记下了她和亚马多的一次从东欧，经苏联再到中国的旅行。书中提到，他们来到中国，在作家大会上与郭沫若、茅盾、艾青相识。那年，亚马多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中国政府向他赠送了齐白石大师的代表作《和平》。亚马多最敬爱的画家就是齐白石，他自己还又买了他的一幅作品。泽莉亚在书中提到：后来我们又邀请齐白石来酒店共进午餐，他准时出现在餐厅，穿了一件灰色的长中山装，手捋长须，高贵的大师气质让我印象深刻。
这就是亚马多，热爱旅行，爱交朋友。弗拉佳在进入基金会工作前就和亚马多是朋友，她在回忆亚马多时就说：“他是一个乐于助人、开放的、也很风趣的人，巴伊亚有句话叫u2018满满的家u2019，就是指这家人总是非常乐于助人，善于结交朋友。亚马多就是这样的。”
1912年亚马多出生在巴伊亚州的伊塔布纳镇。18岁就写下第一部小说《狂欢节之国》。他被称为“百万书翁”，一生创作了20余部中长篇小说，还有诗歌、传记、剧本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49种文字在55个国家出版，许多曾被拍成电影。有人说，他的小说能让你读懂巴西人，因为他是“人民的作家”。
弗拉佳：“我认为透过亚马多的小说，能看到一些巴西的真实情况，看到巴西的灵魂，特别是东北部的灵魂。巴伊亚位于东北部，在这里诞生了巴西，巴伊亚是巴西的摇篮，航海家在这里第一次登陆，在这里建立起了巴西文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亚马多把这些东西都融入到了他的书里。”
早在1953年和1956年，亚马多的三部小说《无边的土地》、《圣若热·多斯·伊列乌斯》（中译名《黄金果的土地》）和《红色的种植地》（中译名《饥饿的道路》）就被引进中国，之后在80、90年代，又陆续有10部小说被译成中文。而这些中文译本也都被收录在亚马多之家文化基金会里。无疑，他是让中国读者加深对巴西社会和巴西文学的了解的功臣，比如第一部走进中国的《无边的土地》，就是他一系列描写巴伊亚南部可可农悲惨的生活状况的作品之一。
弗拉佳一直在搜集各种关于亚马多的作品、生活日记、照片、相关报道等等，在基金会里这些东西都按照国家分类罗列。有来自俄罗斯的报纸剪报、各种语言版本的亚马多的小说、亚马多所获的奖章、亚马多作品改编而成的音像资料。在这个亚马多的宝库里，弗拉佳感受到：“他的沟通圈子很大，不仅是国内，而是和各个国家，纵观他的一生，他的朋友遍布世界，这也是他一生都在努力做的事情。他一直都在和各个国家交流。而且在很多重要的时刻，他都亲临现场，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他就像是一个世界公民。”
“亚马多之家”文化基金会是1986年时任总统萨尔内批准成立的，直到今天，基金会入口还写着“为了和平，请你进来”的箴言。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亚马多及其家人将他的所有书籍、日记、回忆录、照片都赠予基金会，而他的国内外朋友们，将自己拥有的和亚马多相关的书籍作品留在基金会作为纪念。离开基金会前，弗拉佳女士还希望能够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找到一些认识亚马多，或是亚马多中文作品的翻译者，为他们还原更多关于亚马多的点滴画面。
书写真实的奇迹
《奇迹之篷》
在巴西，若热·亚马多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从1931年出版第一部小说《狂欢节的国度》到2001年去世，在长达70年的文学生涯中，亚马多创作了包括小说、戏剧、诗歌、传记在内的30余部作品，深受巴西国内外读者的喜爱。与此同时，他也是与中国结缘最深的巴西作家。早在1952年，亚马多便应邀来过中国。1953年，其代表作《无边的土地》中文版问世，并于1958年、1992年两度再版。迄今为止，亚马多的作品已有15本被译成中文，是拉美作家群体中当之无愧的巴西代表。
作为曾经最畅销的作家，亚马多在巴西文学评论界一直饱受争议。赞扬者称他的作品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巴西现实，笔下人物丰富生动，充满生活气息；批评者则认为其创作肤浅冗长，人物过于脸谱化，情节描写也常常重复。不仅如此，亚马多小说中鲜明的政治倾向也一直是各阵营争论的焦点。对于评论界的各种评价，亚马多通常并不在乎，甚至坦言自己的作品缺乏“深刻”的内涵，并自视为一名不太具有想象力的作家。但是，无论评论界还是亚马多本人，都非常强调其虚构作品与社会历史的紧密联系。从发表处女作《狂欢节的国度》开始，亚马多的名字就一直与“见证”、“纪录”、“现实”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在第二本小说《可可》的题记中，这名巴伊亚小说家更是直接表明自己对真实的追求：“我力图在这本书中，用最低限度的文学性与最高限度的真实性，来讲述巴西巴伊亚州南部可可庄园工人的生活。”可以说，无论是其早期作品《儒比阿巴》(中译《拳王的觉醒》)、《无边的土地》还是后期的《加布里埃拉》《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亚马多的文学创作都根植于巴伊亚州的历史与传统，在展现地方风俗的同时针砭时弊，在真实的社会背景中进行创作。
因此，无论在巴西国内还是国外，学界对亚马多作品中蕴含的社会学人类学元素都非常重视，并将之视为巴西特定时期的历史见证。而国外的普通读者也都将亚马多的作品看作一扇了解巴西的大门，深受其中异域风情与文化特色的吸引。可以说，通过文学创作，亚马多向世界呈现了巴西。尽管这个巴西有一定的虚构成分，却从未远离过现实的基石。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奇迹之篷》在亚马多小说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这部作品出版于1968年，从很多方面来看，它都并非亚马多随意创造的一部小说，而是巴伊亚社会发展的如实记录。也许对于国外读者而言，它更像一则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充满了神秘、冒险与奇思妙想；但倘若了解巴西历史，倘若生活在巴伊亚，就会发现书中的一切都如此熟悉，甚至难以分辨小说与现实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在小说里，亚马多对影响巴西身份建构的两个重要话题――种族融合与民主进程――进行了探讨，在回溯历史的同时，也以巴西知识分子特有的斗争姿态，参与构建了新的历史进程。
《奇迹之篷》的叙述在两个层面分别展开，相互穿插。第一个层面是主人公佩德罗·阿尔杉茹捍卫种族融合的斗争，第二个层面是阿尔杉茹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对于两个层面的时间选择，亚马多都有着精准的把握。第一个故事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于1943年阿尔杉茹去世时结束。第二个故事则发生在1968年的军政府独裁时期，也就是这本小说出版的前一年。
葡萄牙殖民与奴隶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巴西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而亚马多所在的萨尔瓦多因为曾是非洲贸易的中心，各种矛盾也显得更为尖锐。由于巴西1888年才废除历时3世纪之久的奴隶制度，20世纪初期许多知识分子仍将大批黑人与混血儿视为低等种族，将巴西在文化上的落后归咎于混血与种族融合。甚至当亚马多发表处女作《狂欢节的国度》(1931)时，也在作品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除了文化上的偏见之外，政府当局也将非洲宗教等集会形式视为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认为这些黑人、穷人、卡波埃拉拳师极有可能从事颠覆政权的革命活动，从而颁布法令，对非洲宗教进行镇压，逮捕迫害相关人员。《奇迹之篷》的故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为了能够更好地还原历史，小说中的相关描写在很大程度上依照了历史记载或者民间传说：比如书中提到“非洲使团”阿佛谢(即狂欢节期间坎东布雷的节日游行队伍)确实是第一个走上街头的阿佛谢，“非洲沼泽”阿佛谢也真实存在，作者引用的许多歌谣也都来自于民间创作，胖子佩德里托与圣父普罗考皮奥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更不用说书中关于坎东布雷宗教仪式、非洲诸神奥里沙以及巴伊亚美食的精确描绘。
不仅如此，小说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主人公佩德罗·阿尔杉茹与种族主义者尼禄·阿尔格鲁――也都有其历史原型，分别是曼努埃尔·格里诺(1851-1923)与尼纳·罗德里格斯(1862-1906)。作为一名非洲后裔，曼努埃尔·格里诺不仅是画家、作家、废奴主义者，更是一位研究非洲文化的人类学先驱。尼纳·罗德里格斯则像小说里的尼禄·阿尔格鲁一样，是一名法医学家、精神病医生、巴伊亚医学院教授。从各个层面上看，阿尔杉茹与阿尔格鲁的争论都与格里诺与罗德里格斯的论战有很多相似之处。罗德里格斯是巴西犯罪学的先驱，继承了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索的理论，认为黑人与混血儿是病理上的“生来犯罪人”。小说中的阿尔格鲁不仅秉承了罗德里格斯的思想，甚至连其著作的题目――《混血、退化与犯罪》《热带国家混血民众的精神与心智退化》《人类种族与巴西刑法责任》《病理人类学：混血儿》――都与罗德里格斯的分毫不差。而故事主人公佩德罗·阿尔杉茹与曼努埃尔·格里诺的相同点不仅在于他们对非洲文化的肯定，还体现在其他种种细节：比如他们都在坎东布雷宗教中拥有头衔，都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就连阿尔杉茹所写的四本小书也都能在后者的著作中找到出处。
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佩德罗·阿尔杉茹与里迪奥·库何等人的斗争初见成效，种族融合的观点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两场跨越种族的婚礼就是其最有效的证明。而在历史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吉尔贝托·弗雷雷的《华屋与棚户》为代表，对于巴西非洲文化的社会学研究逐渐增多，巴西知识分子也更为关心底层有色人种的命运。与此同时，如坎东布雷、阿佛谢、桑巴舞等富有非洲特色的文化符号也成为巴西民族性构建的重要元素。而将阿尔杉茹去世的时间选在1943年纳粹德国失势的时刻，也无疑是对种族主义的最后一击。1946年，在弗雷雷的支持下，作为政府议员的亚马多提交了捍卫宗教自由的提案并获得通过。然而，坎东布雷信徒刚刚获得自由祭祀的权利，1964年的军事政变便开启了独裁统治的时代。因此，在《奇迹之篷》中出现的对于暴力行动、审查制度的嘲讽控诉，并不只是为了表明作者的政治立场，更是对军事独裁、尤其是1968年底颁布的审查法令最直接的反抗。
正是出于反抗的需要，作品必须更加正视现实。与同时期的《夜间牧羊人》(1964)和《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1966)相比，《奇迹之篷》反倒少了一些魔幻色彩。本来，从1958年出版《加布里埃拉》开始，亚马多已经很少在作品中引用长篇论述。但在《奇迹之篷》中，亚马多却采用了他早期小说创作中惯用的方式，引用大量真实的书籍材料，清晰坚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
因此，尽管小说的题目是《奇迹之篷》，但这里的奇迹却并非超自然力量，而是真实生活。尽管在作品前半部分多次描写到神灵附体、占卜预言，主人公却在最后承认神灵降临的奇迹不过是“单纯的癫狂状态”，“是苦难、无知与原始恐惧造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中没有奇迹，在整部小说中，作者至少四次提到了真正的奇迹。第一次，是阿尔杉茹一生的挚爱罗萨在跳舞。罗萨是一位黑人美女，跳的又是坎东布雷的宗教舞蹈，这是黑人艺术的奇迹。第二次，是在阿尔杉茹教子塔代乌大学毕业的当晚，作为坎东布雷圣母的玛耶·巴散与曾经游历欧洲各国的伯爵夫人莎贝拉共同起舞。尽管玛耶·巴散是个黑人，莎贝拉是白人，她们却有一个共同的混血孙子，这是文明交汇的奇迹。第三个奇迹，是混血儿塔代乌与金发姑娘露的婚礼。尽管没有得到女方家庭的支持，混血男孩与白人女孩依然结合。而且在婚礼当天，女孩的外婆赶到现场为新人祝福。在婚礼之后，随着塔代乌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方家庭也愉快地接纳了他。这是摒除偏见的奇迹。而最后一个奇迹，则是罗萨的混血孙女。她继承了罗萨的非洲血脉，又拥有欧洲的湛蓝眼睛。她自信、美丽、聪颖、热情，这是种族融合的奇迹，也是巴西最值得称道的奇迹。
与种族融合相对应的，还有宗教融合，它既是亚马多作品的重要主题，也是理解巴西文化特点的基石所在。这一点，从佩德罗·阿尔杉茹的名字上就能表现出来。佩德罗来源于《圣经》，而阿尔杉茹(archanjo)的意思则是大天使。但他同时又叫奥茹欧巴，是坎东布雷教义中雷神“桑构”的眼睛。在他死后，既能享受非洲“拿构”的葬礼，又能安葬在基督教的陵园。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提到了风雨神“烟散”就是圣芭芭拉，钢铁神“奥贡”就是圣安东尼奥。这是因为在殖民时期，黑人宗教被葡萄牙殖民者视为巫术，遭到禁止。为了保留自己的信仰，黑人奴隶不得不将非洲宗教中的自然神与天主教圣徒联系在一起，从而在礼敬神o的同时避免遭受迫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宗教与天主教之间相互影响，使得巴西的坎东布雷早已不同于非洲，黑人也拥有了自己的教堂。而对巴西文化融合最直接的说明，还是小说最开始的一段话：“在梵蒂冈的u2018选中之人u2019与坎东布雷的黑人之间有一项共同点，就是混融的血液。阿格纳尔多的奥绍熙是腹地的悍匪，圣像雕刻家手中的圣乔治不也一样吗？圣乔治的头盔更像一顶皮革帽，巨龙参加了雅加雷与卡阿波拉的三王节游行。”
天主教、非洲宗教、腹地悍匪这三样迥然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了一起，而倘若联系到早期巴西统治阶层对宗教融合所施加的种种阻力，联系到腹地悍匪寻求正义的反抗精神，将它称之为奇迹也不为过。《奇迹之篷》与亚马多的其他作品也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这三种元素。
最后，在故事的另一个层面，也即阿尔杉茹诞辰100周年之际，亚马多对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都进行了嘲讽，其中包括对军事独裁的控诉、对学术骗子的揭露、对惟利是图的批判以及对美国霸权的反思。更有趣的是，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1968年底，巴西颁布了严格的审查法令，然而在1969年，《奇迹之篷》这样一本明显反对军事独裁的作品依旧得以出版。事实上，并非只有这一本书，在军政府统治期间，产生了不少类似的作品。这大概也是巴西的奇迹。
中国的译介说开去
在巴西文学史上，若热·亚马多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在写作题材与表现技法上，文学评论界对他褒贬不一；而他在意识形态层面所经历的几次转向，更是在巴西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剧烈反响。然而无论他在巴西文学界如何饱受争议，都无法掩盖这样两个事实：他曾是并依然是巴西民众阅读最多的作家之一；在世界范围内，他对巴西文化的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若热·亚马多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在上世纪30年代，巴西文盲率高达70%，文学几乎只是大城市精英阶层才会关注的话题。但年仅二十几岁的若热·亚马多却凭借《可可》《死海》与《沙滩船长》等6部小说赢得了外省普通大众的喜爱。他成功地将反抗精神、左翼思潮、乌托邦理想与民俗传统等元素杂糅起来，结合巴西东北部特有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创造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社会批判小说。这种杂糅的风格是他为大多数批评家所诟病的原因，因为左翼思潮与民俗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排斥，而浪漫主义色彩又会消弱社会批判的力度。但也正是其作品中暗藏的矛盾因素，使得二战结束以后，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将他作为巴西文学的代表予以翻译、推介。
几十年来，对若热·亚马多在世界各国译介史的研究层出不穷，每项研究都从相对独立的角度勾连出文学翻译、世界权力格局与巴西形象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希望借由他理解“南美邻居”的美国，还是利用他作为政治宣传的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又或是遭到重创之后将其构造的乌托邦世界作为一条新出路的法国，若热·亚马多似乎总有办法满足不同体制在不同时期的需要，在占据畅销书榜的同时传播巴西文化，并成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等共同的研究对象。
但是在中国，尽管从50年代起对亚马多的翻译数量不逊于任何一位拉美作家，其作品中所蕴含的巴西文化却从未得到真正彰显。直到今天，在中国的文学视野中，巴西仍然近乎一个隐形的国家。
拉美文学汉译史上在中国，若热·亚马多的译介首先是在拉美文学译介的大环境下展开的。在《“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中，滕威梳理了从新中国成立后到90年代末期的拉美尤其是西语美洲文学汉译的历史演变，重点突出了50年代到70年代对拉美左翼革命文学的建构，80年代由“文学爆炸”和“魔幻现实主义”引发的拉美热，以及90年代之后文化市场化造成的拉美文学译介的衰颓。在这本书里，滕威细致考察了国内外历史背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民间思潮对拉美文学汉译的交互影响，对各阶段译介过程中的遮蔽、误读与错位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边境”之南》的论述侧重于西语美洲文学，因此对使用葡语写作的亚马多只是略有提及，但亚马多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并未超出拉美文学汉译的大框架，只是由于其作品数量庞大、内容驳杂，加之作者的创作生涯前后延续七十余年，而葡语研究者的数量又十分有限，因此对亚马多作品的误读也更为严重。此外，如果西语美洲作家群体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从50年代至今经历了一系列变化的话，对于巴西来说，若热·亚马多仍是迄今为止惟一合格的代言人。
在《“边境”之南》的附录里我们可以看到，1949年到1999年中国大陆共出版了36部巴西作品，其中若热·亚马多的作品占到了14部，不仅在巴西作家中无人能及，在所有拉美作家中也高居榜首。再考虑到在巴西的36部作品中，有6部属于儿童文学，还有一些文学价值存疑的作品，比如时任巴西总统的若泽·萨尔内创作的《水之北》及其幕僚萨莱斯所写的《钻石梦》。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热·亚马多占据了中国巴西文学译介的半壁江山。正是亚马多在巴西文学界这种“一枝独秀”的现象，使得不少人对亚马多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产生兴趣。我曾于2011年在澳门召开的世界葡语研讨会上作过“亚马多中国接受史”的发言，并在巴西《文化批评》上发表了《亚马多在中国的翻译》。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剑波也在2013年圣保罗大学的《翻译文学杂志》上撰写了《亚马多中国接受史》。2014年，北京大学的王思维完成了硕士论文《从“和平斗士”到“百万书翁”――若热·亚马多在中国》。这篇论文以亚马多1952年、1957年与1983年三次来访中国为主线，详细分析了亚马多在中国不同时期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翻译”与“重写”，以及在这之中所投射出的中国意识形态话语变迁。
和当时大多数拉美作家一样，亚马多是以革命作家与共产党员的身份进入中国的。他在1951年获得了苏联颁发的斯大林和平奖，并于1952年受萧三及中国作协之邀访华。可以说，他和聂鲁达一样，是中国与拉美之间“民间外交”的重要桥梁。在上世纪50年代共出版了三部亚马多的作品，分别是《无边的土地》《饥饿的道路》和《黄金果的土地》。这三部小说均写于亚马多在巴西共产党内工作最为积极的时期，后两部更是加入了直接的共产主义宣传。
进入60年代之后，亚马多和巴西一道从中国读者的视野中消失了，直到80年代才得以回归，这也正是拉美热所兴起的时间。尽管在回归之后，亚马多被唤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他的介绍与定位却都与30年前有了很大不同。译者与出版界有意淡化了对前期意识形态浓重作品的引介，在80年代所翻译的10部亚马多的小说中，9部都是作者退出巴西共产党之后的作品，惟一的例外是《拳王的觉醒》，曾经的无产阶级斗士由此变成了颇有异域风情的乡土作家。这一时期翻译的第一部亚马多作品是《金卡斯之死》，发表于1981年《世界文学》杂志上。对于这部小说的选择，主要是考虑到它几乎不涉及情色描写，这在亚马多后期作品中极为难得。80年代中旬出版环境进一步放宽之后，亚马多最畅销的两部小说《加布里埃拉》与《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得以在中国出版，后者更是屡次加印，卖出了15万册。
然而，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等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主将不同，若热·亚马多在80年代的中国遭遇了他在巴西一直以来的境遇：深受读者欢迎，但却无法打动文学圈和评论界。当西语美洲文学的追随者们已经沿着“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两条不同的道路探索中国文学的可能性时，亚马多的读者却还在对《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的香艳场景津津乐道，译者也要在前言后记反复提及这一点，根据立场不同对其中的两性描写进行解释或抨击，甚至就连专门的评论文章也从未能对亚马多的作品进行深入分析。
从90年代开始，随着拉美文学出版在中国的整体衰退，亚马多的翻译热潮暂时停止，中国研究界对他的关注更是越来越少。继1991年出版《大埋伏》之后，直到2014年才有新作《沙滩船长》问世。
对亚马多与巴西的误读从单纯的文学技巧来看，亚马多并不特别出众，其作品的冗长、人物性格的简化还经常受到评论家的批评。真正使他在文学界立足并长盛不衰的，除了巴西国内外读者的喜爱之外，主要在于他对巴西民俗的理解和对文化元素的发掘。因此，无论在巴西、美国还是欧洲学术界，对亚马多的研究都绝少涉及文学理论，反而从社会学、人类学或广义的文化研究角度来分析亚马多的创作及其意义。而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中，却对亚马多作品真正蕴含的文化问题避而不谈，只是反复强调这些作品反映了巴西的“现实”。而这些未经甄别的现实，更多只是中国学者自己的想象罢了。
上世纪50年代的翻译工作者更倾向于将亚马多笔下的巴西与解放前的中国相类比，中文翻译也有意无意地将巴西社会带入到中国现实中，比如将巴西共和国成立之后才逐渐兴起的可可庄园主类比为中国的封建地主。而《黄金果的土地》中所描写的美国对巴西的经济操控也被理解成“巴西从封建社会转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特点，对亚马多的出身、巴西共产党的力量等都有许多不实描述，但随着“文革”结束，这些颇有时代特色的误解倒是基本消失了。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已经有了几位优秀的葡语译者，转译现象很少发生，翻译的准确度也比50年代有了很大提高，但对亚马多作品中巴西社会的解读却仍然只能流于表面。为了和政治挂帅的50年代拉开距离，西语美洲文学的汉译开始了对“纯文学”和“审美价值”的探讨，对亚马多的介绍似乎也延续着同样的套路。但因为亚马多本来就缺乏现代性的写作技巧，又没有诺贝尔奖的光环，对他的分析几乎仅限于“人物饱满”“情节生动”这样的层面之上。而当中国研究者将亚马多的作品比作一幅幅“巴西风俗画”时，甚至连“种族平等”“宗教融合”“热情开放”这些标签化的巴西符号都没有指明，这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口绝大多数为汉族，一直坚持无神论教育，对两性话题又比较保守的原因。而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国内对亚马多的研究很少能抓住重点。
隐形的巴西在巴西文学院的就任演说中，亚马多曾将巴西文学传统划分为以心理描写见长的“私人小说”和反映国家历史变迁的“社会小说”，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马查多·德·阿西斯与若泽·德·阿伦卡尔，并表示自己是阿伦卡尔的坚定追随者。在7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亚马多不仅在努力记录着巴西现实，同时也在向全世界展示着他的巴西理想――宗教自由、种族平等、性别解放。尽管这些理想至今也未能完全实现，但却被巴西与其他许多国家所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巴西在这些方面的进步。从亚马多的小说里，可以看到非洲宗教如何与欧洲天主教相融合形成了独属于巴西的坎东布雷教，这种泛神论信仰又如何从世纪之初的社会毒瘤变成了后来的巴西名片；可以看到东北部可可种植园主与腹地悍匪的权力关系，以及这两者如何随着30年代“新国家”的镇压而从历史上消失；可以看到外来移民如何在巴西立足扎根；也可以看到巴西妇女地位的变迁。
然而，在亚马多已经有如此之多中译本的情况下，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却很少被揭示，使得许多读者忽略了亚马多作品中最有价值的元素，失去了借由文学作品进一步了解巴西文化的机会。加上亚马多的中文译介一直隐藏于“拉美文学”译介的帘幕之下，他对巴西身份的探讨在国内也一直没有引起重视。
另一方面，亚马多能否真正成为巴西文学的代表，也是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在他之前，马查多·德·阿西斯开创了巴西现实主义文学，对巴西大都市中居民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刻剖析，建立了边缘化的巴西文学与处于中心地位的欧洲文学之间的联系。尤克里德斯·德·库尼亚则率先记录了腹地人的生活信仰，其杰作《腹地》被誉为对“巴西的第二次发现”。与亚马多同时代的人中，格拉西里阿诺·拉莫斯毫无疑问更受到巴西国内外评论界的青睐。在亚马多之后，吉马良斯·罗萨和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尔也已经在文学界收获了更高的声誉。在这种情况下，提起巴西文学便想到亚马多或许并非由于他深入人心，而是因为在当今中国的文学语境中，巴西仍只是一个隐形者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