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不韦的个人简介
苏不韦字公先。父谦，初为郡督邮。时魏郡李蔽姥袅睿胫谐Ｊ叹哞ソ煌ǎ氨┪窕迹昂蠹嗨疚菲涫圃揖牢省＜扒粒堪傅闷潢埃凼渥笮！Ｇ矍ㄖ两鸪翘兀タす橄缋铩：悍ǎ獍帐亓睿苑勤鳎坏猛骄┦Α６笏街谅逖簦蔽玖バＮ荆涨德樱烙校庇忠蛐唐涫员ㄎ粼埂人物简介
苏不韦字公先，其父苏谦。东汉时为魏郡督邮，为官清正。时李胃任美阳县令，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地方官吏无人敢惹。苏谦督察美阳县积案时，发现了李的罪证，上书弹劫李属。汉灵帝时，李属升任司隶校尉，借故将苏谦收狱，严刑拷打致死，抛尸野外。时苏不韦仅18岁，身负年迈的母亲投奔仇池山避难。自己则隐姓埋名，变卖家产，召募剑客，想乘李属渴汉帝陵时进行截击。不巧李昌因故未去，苏不韦的计划落了空。后来李计升为大司农，和妻妾在官邸中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苏不韦和剑客向此官邸挖地道，经一月多，地道的出口就挖到李母床下，趁一黑夜，从地道冲出,用利刀向床上刺去。这时恰巧李骨上厕所，拣了一条命。爱妾和幼子都被刺死。苏不韦临走留信表明，事情是自己干的。此后，李胃在卧室里布满了荆棘，在床下铺上木板以防刺客，一夜之间要换几个地方。苏不韦知道李材有防备，就到魏郡,掘开了李毋之父的坟墓，将其父之头祭奠苏谦，并将此头置于市场，标字“李备缸印闭咽局谌恕＠钍艏仁艽似娉艽笕瑁值Ｐ乃詹晃じ闯穑志闩卵.苏不韦这才埋葬了父亲，并为之发丧。和海光和二年 (179)任上禄县 (今西和六巷乡)县令。东汉末年，宦官贵戚把持朝政，政治腐败,李膺、范涝等上疏反对。宦官上书诬告李、范等人收买太学生，串连郡国学生，结成死党，诽谤朝廷，扰乱社会风俗,桓帝大怒，延熹九年 (166)下诏逮捕党人，并向天下公布罪行，要求天下共同声讨,到了汉灵帝光和年间，打击党人又扩大化，死亡、流放、罢官禁锢的共达六七百人，连他们的亲族、学生、属官都不放过,在这样的情势下，和海冒着免官、甚至杀头的危险，给汉灵帝上书说: “按照祖先的礼仪，兄弟分家另住.恩义已轻，孝服都要减轻。《左传》有言.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现在惩治党人,罪及五族，即不合祖先的礼仪，又违背传统的法规,”灵帝看毕，有所觉悟，加之在中平元年 (184)黄巾大起义暴发，灵帝宣布大赦党人，流放的都准许返回故乡。
人物生平
苏不韦字公先。父谦，初为郡督邮。时魏郡李蔽姥袅睿胫谐Ｊ叹哞ソ煌ǎ氨┪窕迹昂蠹嗨疚菲涫圃揖牢省＜扒粒堪傅闷潢埃凼渥笮！Ｇ矍ㄖ两鸪翘兀タす橄缋铩：悍ǎ獍帐亓睿苑勤鳎坏猛骄┦Α６笏街谅逖簦蔽玖バＮ荆涨德樱烙校庇忠蛐唐涫员ㄎ粼埂
不韦时年十八，征诣公车，会谦见杀，不韦载丧归乡里，瘗而不葬，仰天叹曰：“伍子胥独何人也！”乃藏母于武都山中，遂变名姓，尽以家财募剑客，邀庇谥盍昙洌豢恕；鼻ù笏九庇倚［B068在寺北垣下，不韦与亲从兄弟潜入B068中，夜则凿地，昼则逃伏。如此经月，遂得傍达敝奘遥銎浯蚕隆Ｖ痹诓蓿蛏逼滏⒓靶《羰槎ァ贝缶澹瞬技谑遥园寮兀幌裴悖浼胰四浯ΑＣ砍觯ｊ嫔恚呈孔晕溃晃ぶ庇斜福巳找狗沙郏兜轿嚎ぃ蚱涓父汾＃先「吠罚约栏阜兀直曛谑性弧袄罹ǜ竿贰薄蹦洳桓已裕陨贤宋唬橄缋铮窖谌ｉぁ２肚蟛晃ぃ瓴荒艿茫唔８猩耍⒉∨费馈
不韦后遇赦还家，乃始改葬，行丧。士大夫多讥其发掘冢墓，归罪枯骨，不合古义，惟任城何休方之伍员。太原郭林宗闻而论之曰：“子胥虽云逃命，而见用强吴，凭阖庐之威，因轻悍之众，雪怨旧郢，曾不终朝，而但鞭墓戮尸，以舒其愤，竟无手刃后主之报。岂如苏子单特孑立，靡因靡资，强仇豪援，据位九卿，城阙天阻，宫府幽绝，埃尘所不能过，雾露所不能沾。不韦毁身焦虑，出于百死，冒触严禁，陷族祸门，虽不获逞，为报已深。况复分骸断首，以毒生者，使被撤藿幔坏闷涿碳偈稚窳橐员兄病Ａξ┢シ颍β∏С耍戎谠保灰杂藕酰浚恳檎哂谑枪笾
后太傅陈蕃辟，不应，为郡五官掾。初，弘农张奂睦于苏氏，而武威段G与彼厣疲筵肌G有隙。及G为司隶，以礼辟不韦，不韦惧之，称病不诣。G既积愤于奂，因发怒，乃追咎不韦前报笔拢晕北碇吻拢槐铮煲玻晃こ鹬Ｓ至畛ぐ材凶痈娌晃ざ嘟隹投峋瞬莆铮焓勾邮抡畔偷染图疑敝Ｄ讼纫责灿胂透冈唬骸叭粝筒坏貌晃ぃ憧梢恕！毕偷椒龇纾な厥共晃し钰擞停词笔罩矗⑵湟幻帕嗳司≈锩鹬钏找允撬テ啤Ｄ硕物G为阳球所诛，天下以为苏氏之报焉。
参与党政
由倍
党锢名士以生命来演绎保馕蹲耪馐敝缱盍芾煲彩亲詈蟮谋硌莘绞健Ｔ暝谠奚偷筹烂康摹八林敝缬幸嬗谑薄钡耐保鸵芽吹酱朔缃笆固煜轮俗灾糜诒厮乐亍薄Ｊ率瞪狭酱蔚筹乐觯疤煜潞澜芗叭逖幸逭撸磺薪嵛橙恕(77)，“天下善士”几乎被一网打尽。司马光对党人孤注一掷的方式持否定态度，认为“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又认为党锢名士中，“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与司马光持相同看法者尚有其人(78)。实际上党锢名士在事件之中及其之前、之后，对士林敝绯直Ａ籼日咭嘤衅淙耍胩炔煌嘤Φ氖潜硐钟幸臁Ｊ源蟊鹞韵录咐唷
（1）党祸之前的清醒派。受县令王涣资助而赴洛阳上太学的仇览，对太学生忙于交际求名、“章句渐废而多以浮华相尚”的风气非常不满，自己仍坚持读书，认为：“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这是浮躁氛围中难得的冷静者。又申屠蟠：“尝游太学，退而告人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争为拥彗先驱，卒有坑儒之祸，今之谓矣。”在敝绯闶⒅保晖荔匆严戎染醯卦ぜ绞苛敝绫亟幢缧院蠊魑谌私宰碇械亩佬颜撸淠谛闹纯嗫梢韵爰运澳司Ｓ诹喉钢洌蚴魑荩酝度恕(79)。旨在逃离现场，以免看到不愿看到的情景。清醒派中还有郭林宗、徐稚一类，他们对士林的焙涂拐谕炀榷何＞值淖饔蒙希直郏蝗缢党志取９肿谠担骸拔嵋构矍螅绮烊耸拢熘希豢芍б病７浇褙栽诿饕摹峤移芄樯瘢捉涝旁沼卧眨囊宰渌暾摺！彼卸鲜本执蠡担蘅赏炀龋渌凳遣尉萏煜蟆⒇圆罚峙轮饕故腔凇叭耸隆薄Ｐ熘稍虼锕骸按笫鹘撸且簧挝芷懿诲啬Γ俊币蚨嵌级敝绫３忠欢嗬耄⑹贾沾τ诓皇说淖刺Ｋ宰魑鞍斯恕敝椎墓凹暗呈缕穑慷啾黄浜Α保┤匆蛭蕖拔Ｑ院寺邸奔次蕖胺腾ǔ敝锒妹狻５诔罗Ⅰ嘉浔缓Γ诙蔚筹乐龃笈焙Φ橙酥保傲肿诳拗谝埃(80)，于次年春以42岁英年而死，不能说与他对时局的忧虑和绝望无关，我一直以为他是非正常死亡。
（2）党祸中的求生派。首先是前面说到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的张俭，他一直活到建安初年，享年84岁，可能是党锢名士中年寿最高者。对张俭这种“孽自己作、空污良善”的行为极为不满的夏馥，为八顾之一，本传称党祸事发，他“翦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家佣”。其弟夏静好不容易找到他，他却说：“吾以守道疾恶，故为权宦所陷。且营念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载物相求，是以祸见追也。”苟全性命是他在党祸之后的唯一追求。贾彪和何J，在党祸发生后都致力于营救党人。前者在第一次党祸之后，通过游说上层，促使桓帝将党人赦归乡里。后者在第二次党祸之后，“乃变姓名亡匿”，同时接济穷困党人，帮助被通缉的党人逃隐，“全免者甚众”。总之，他们力求将名士的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是一味的轻死重气。
（3）党祸中和党祸后的策略派（吉川忠夫氏称之为权谋派(81)）。在党锢名士中，颍川陈的表现是很与众不同的。第一次党祸时，“逮捕党人，事亦连，余人多逃避求免，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请就焉”，其自动投狱，是出于稳定士心。其后宦官张让父死归葬，“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乃独吊焉”，表现了他对当时盛行的“薄敝纾钟斜Ａ籼取Ｒ院蟆埃鹿伲└粗锏橙耍酶，故多所全宥”，在客观上缓和了名士与宦官之间的尖锐对立，挽救了一大批党人的性命，为尔后颍川名士辈出留下了种子。同为颍川籍的荀爽，因党事逃亡十余年后，于董卓执政时被迫出仕，“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即怀疑荀爽的出处是否合乎道义。范晔推原其情，“以为出处君子之大致也，平运则弘道以求其志，陵夷则濡迹以匡时”(82)，他举出荀爽不顾个人安危，在迁都问题上营救杨彪、黄琬，又与王允、何J谋诛董卓，以挽救汉皇朝（“几振国命”），以证明荀爽的出仕，正是为了匡时济民。
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当陈蕃、窦武谋诛宦官时，“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83)，将“敝纭蓖频蕉κ⒌恪Ｈ欢毕抻谟呗鄯段У摹扒逡椤贝优械奈淦餮莩晌淦鞯呐校餐拼倭耸苛笔糠绲男荒唬蛭悍苤械拿棵窃缫炎孕诺缴ナЮ碇牵居Ω叨然艿奈渥罢洌乖诙智耙烟煜陆灾⒍苏獯尉滦卸氖О苊恕Ｔ诔隆Ⅰ几舶芎蟮牡诙蔚郴鲋校橙思负醣徊渡贝。敝纭钡闹魈遄魑桓鋈禾寮炔桓创嬖冢庵址缙旧碜匀还橛谛稹Ｐ问瞥龊跻饬系哪孀鞴墼竿肟凸巯质导涞那苛曳床睿故咳嗣堑男拍钍艿搅搜暇粽剑妨媳砻鳎巧踔量蓟骋勺约嚎镎煜碌哪芰Γ墒⒖志澹呦蚧骋伞⑨葆濉Ｓ氪送保苛忠卜⑸巳禾逍宰洹
党锢事件之后的汉末魏晋之际，士林的主角渐渐换成魏晋名士，政治的主角则是其中的有权谋者，因为刚刚过去的历史以鲜血昭示：政治、军事斗争不同于清议，不能徒凭“口舌”，权谋和策略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汉魏之际谋略之士辈出的历史背景。那么，由党锢名士而魏晋名士的士林群体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十、从名节到苦节
北宋程颐说：“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故当时名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既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尚浮虚而亡礼法。”(84) 按程颐所论，虽无论证，盖本于《周易》“节卦”卦辞“苦节不可贞”之义。孔疏据王注而总括卦辞之义有云：“《彖》曰："节以制度。"《杂卦》云："节，止也。"然则节者，制度之名，节，止之义。制事有节，其道乃享，故曰"节、亨"。先须得中，为节过苦，伤于刻薄，物所不堪，不可复正，故曰"苦节不可贞"也。”(85) 伊川据以揭示东汉魏晋间士风转变的过程及原因名节之极而至苦节、苦节之极而至诞节（详下文），是极为深刻的。尚须追问的是，名节为何要“至于苦节”，苦节又为何要趋于“极”呢？如果先说结论的话，它与汉代的察举制度有关，这是汉魏士风及其主体转变的内在原因。
自西汉武帝尊崇儒术，特别是“好儒”的元帝之后，经学大盛，儒生日多。成帝时太学“增弟子员三千人”。东汉光武帝“爱好经术”，明帝亲临太学典礼，至顺帝时“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郡国学生尚不在其内。民间经师开私学授徒，“传业者浸盛”，门生数量众多，或“编牒（学生名册）不下万人”，如汝南蔡玄门下，“其著录者万六千人”(86)。儒生的出路只有学优而仕一条，开门授徒也不过是这一条道路的延伸应“学优”而生。东汉“内外官及职掌人”即所有官职为15万余人，察举常科（孝廉、秀才、博士弟子等）每年不会超过500人，其他特科、特举数量有限，且不稳定(87)。而在东汉中后期，在太学乃至私学习业的儒生，总数以十万计，都挤在入仕这一条独木桥上，竞争的激烈程度可以想见，即蒋济所谓“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88)。而东汉中后期又是宦官专权的时代，其“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89)，占去大量职位，从而使士人向上流动的通道变得更加狭窄，也使士大夫集团与宦官势力的矛盾更加激化，这也是党锢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而促使士风改变的根本原因还是士林内部的竞争。
经学之盛，主要原因即如班固所说，在于朝廷“劝以官禄”，“盖禄利之路然也”。“少孤、好学”后因通经而任高官的夏侯胜曾现身说法：“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90) 汉代选举以察举为代表，察举又以孝廉为主，秀才（茂才）次之。但“察举各科，无一不与经学有关”。“通一艺以上”是儒生（诸生）入仕所必经的考试，东汉顺帝朝的“阳嘉新制”，“通家法”即考试经术始成为察举孝廉一个必经环节(91)。孝廉本为儒家伦理的实践，故察举孝廉的中心环节还是郡国举荐，举荐的重点则在德行，即孝悌与廉让。总之，汉代选举的主要标准，按照当时的术语就是“经明行修”。
“经明”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其成绩也便于考察。“行修”则取决于他人的观察和评价。儒家所提倡的以孝为中心的伦理秩序，为由内向外、由亲及疏的扩展，将起点放在作为一个家族成员的道德行为上，然后推及乡党。因此宗族乡党的批评，道德所施对象的评价，也就是所谓“乡里清议”、“乡论”，就成为选举上最重要的凭藉和标准(92)。郡国对孝廉的举荐，其根据就是被举荐者在乡党的名望，可见“行修”要取得好的成绩，实取决于名望。“名士”的古义为名望高而不仕者，习见于东汉的“名士”称号未必不仕，却必为名望高者。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论”中称“汉世（东汉）之所谓名士者”：“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所谓“刻情修容”就是矫揉造作以表现“行修”，“依倚道艺”即依托经术也就是“经明”，“就其声价”便是凭借上述两条以博取名望，高抬身价(93)。所谓“弛张趣舍，时有未纯”，则指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博取名望；“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乃指这样的名士并不能通达事理、应付时需。范晔所论，真实地刻画了东汉士林的风气，当时察举上的竞争，在“经明”上固然也有表现，如“守文之风”除了造成章句繁琐之外，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还“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即为明显作弊。但竞争主要还是表现在“行修”上。
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行修”，具体体现为礼教或曰名教，包括小至言行举止的中礼，大至对三纲五常的遵循。当时太学诸生，有专门的服装，要习矩步。《后汉书·儒林列传》称光武帝建武五年（29）“修起太学”后，“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迤）乎其中”。列于《儒林列传》中的杜抚，“沉静乐道，举动必以礼”；他的学生周燮，《后汉书》本传载其“志行高整，非礼不动，遇妻子如君臣”。但礼之大者莫过于丧礼，鉴于“生孝”难以考察，故服丧便成为孝的主要表现形式。如上文所述，在原涉生活的西汉成帝时代，少有依礼行三年丧者，但到两汉之际特别是进入东汉后，行三年丧的就多了起来。光武帝时“雅称儒宗”的韦彪，《后汉书》本传称其“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脊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他后来“举孝廉”可谓名副其实。至迟在安帝时行三年丧已普遍化，其后士人为了在“行修”上有异常表现，于是有突破之举。安帝时汝南薛苞，“丧母，以至孝闻”，父及继母死后，又“行六年服，丧过乎哀”；苞与其侄分家时，“奴婢引其老者”，“田庐取其荒顿者”，“器物取朽败者”。廉即让，让名让财，薛苞真是既孝且廉，宜乎公车特征拜官，“受禄致礼”，乃实至而名归(94)。宗室东海王臻及弟蒸乡侯俭以及袁绍都是服丧六年，因父死时年幼，长大后又补服三年。又有为长官、举主、恩师制服守丧者，为同僚、同窗千里奔丧者(95)。让爵让财者，亦多不胜举，如乡侯邓邯死后，其子邓彪让其爵位于异母弟邓凤，张禹父卒后，以田宅让其伯父，韩棱以父财数百万让给从弟韩昆(96)。以上都是对儒家丧礼和汉代法定爵位、财产继承方式的突破。赵翼《廿二史札记》“东汉尚名节”条将这种现象与当时的选举制度联系起来：“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其实东汉人应劭《风俗通义》所列“愆礼”、“过誉”诸篇，就是针对这类现象进行批评的。如他在《愆礼》篇中指出，当时有人在母亲、兄弟死后不归家服丧，却为长官、举主服丧，难道“真不爱其亲而爱他人”吗？实因后者“皆在权威之门”，“庶福报耳”，就是希望以后在仕途上得到奥援，在社会上获得名誉。虽然“过”了一些，儒家本强调中庸，“过犹不及”，但儒家又有“观过知仁”之说(97)，故还是宁左勿右保险（放心保），宁过而唯恐不及。
对礼的突破既根源于要在“行修”上出奇制胜，以获得作为察举凭藉的名誉，于是这种突破就有类于打破纪录的体育竞赛(98)，为破纪录而百计千方，“好为苟难”；同时也一如体育竞赛，难免出现虚伪和作弊。后汉服丧上的最高纪录是桓帝时青州乐安郡人赵宣创造的。他“行服二十余年”，以墓道为居室，“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太守陈蕃听到他的模范事迹后，亲临访问，方知宣“寝宿冢藏”，“孕育其中”，“五子皆服中所生”，这是严重违反丧礼的行为，遂大怒而“致其罪”(99)。因为依礼服丧，衣食、住行、起居皆有严格规定，三年下来，大抵如上举韦彪，“羸脊骨立”，不成人样，“医疗数年”才能康复，死于服丧中的不乏其例。这是孝的作伪。
据《后汉书·循吏列传·许荆》，荆祖父许武被举为孝廉后，考虑到两个弟弟还未出名，就“共割财产以为三分”，而“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从而为两个弟弟博得了“克让”也就是“廉”的名声，均被察举为官。若干年后，许武又召集“宗亲”，哭诉当年分家时自己多占财产，是为了弟弟们的前途，并且又将自己业已增殖的财产“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而此举又为许武博得了更高的声誉，因为过去贪财是为了弟弟当官，是“孝悌”，现在将财产送给弟弟，是“廉让”，于是“远近称之”，官升至“长乐少府”。显然，这两次财产分割，都是有预谋的操作、炒作、矫揉造作，是廉的作伪，也是孝悌的作伪。
求名之弊的第三种表现，是名士间的“共相标榜”，“以为声价”，用当时的辞汇，则是“浮华”、“朋党”、“交会”。对此，前人所论已详(100)，此不赘述。
总之，选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虚伪、做作，正是苦节走向极致的反映，标志着汉代以乡举里选为基础、以荐举为特征的察举制度走向了反面，已不可能挑选出真正的人才，即如《抱朴子·审举》所引东汉“时人语”所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不知书”即是“经明”的异化，“父别居”则是“行修”的异化。葛洪将之归咎于宦官当权，“危害忠良”、任用私人而导致“台阁失选”，忽略了作为深层次原因的选举制度。曹操毅然提出“唯才是举”的选举政策，甚至公然声称要选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就是针对上述汉末的选举之弊而发(101)。由苦节而诞节从党锢名士到魏晋名士
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认为，伊川所谓“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经学的兴盛激化了儒生数量膨胀和选举资源有限（加之被宦官侵占）之间的矛盾，导致仕途竞争白热化，最终使察举制度诸要素变质、异化，与当初的目标预设相悖，从而走向崩坏。而伊川所谓“苦节既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则是与上述察举制度崩坏相表里的名教之治的破产有以致之。这样一个变化过程，至迟在东汉后期就已见端倪。《风俗通义》卷四《过誉》：
江夏太守河内赵仲让，举司隶茂材，为高唐令。……为郡功曹所选，颇有不用，因称狂，乱首走出府门。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后为大将军梁冀从事中郎，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倾卧，厥形悉表露。将军夫人襄城君云：“不洁清，当亟推问。”将军叹曰：“是赵从事，绝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正如应劭在按语中所说：“《洪范》陈五事，以貌为首；《孝经》列三法，以服为先。”衣冠、冠带，本是儒家礼乐文明的象征，因而成为官吏、士人的代称。前面提到东汉太学生的典型形象，就是“方领”、“长裾”、“矩步”、“进止必以礼”。而赵仲让却“乱首”“称狂”，甚至于当众裸体，这是对当时名节、苦节的反动，并开魏晋名士刘伶、王澄、谢鲲、胡毋辅之、阮放、光逸等“散发裸裎”、“裸体”的先河(102)。而且赵仲让“宿有重名”，甚至连执政梁冀都任其狂放，也许梁冀认为，别人裸体自然是失礼，但对于“绝高士”的赵仲让来说，不过是演绎其高情逸致的“行为艺术”而已。表明士林风气及评价标准正在悄然生变。
据《后汉书·袁闳传》，闳“少励操行，苦身修节”。其父任彭城相（职同郡太守），他在“省谒”的来往途中，包括在彭城郡界，“变名姓，徒行”，既不肯暴露郡相之子的身份，又不肯坐父亲给他派的公车。其父死于任上，他去迎丧时“不受赙赠”（按照当时惯例是很大一笔钱）。他还拒绝身居高官的叔父袁逢、袁隗的赠馈。这是绝对的廉，到了不近人情的“苦节”地步。袁闳在护父丧途中，“扶柩，冒犯寒露，体貌枯毁，手足血流，见者莫不伤之”，是一种恪遵丧礼到令人感动的至孝。然而当“延熹末，党事将作”时，袁闳却不著冠服，“散发绝世”，“筑土室”自居。其母亲死后，他竟“不为制服设位”即不穿孝服、不设母亲灵位，与他父亲死时所表现出的至孝绝然不同。东汉初年以来，由三年之丧而六年而二十余年，以至服丧期间饮酒食肉，在丧礼上完成了由苦节向诞节的转变。时人无法适应诸如袁闳那样的由“苦节”一转而至“旷荡”，故称闳为“狂生”，认为他精神错乱了。实际上这是由于袁闳对时局的深深绝望，一并对自己过去所坚持的价值观（名节、苦节）也丧失了信心。这样的“狂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无独有偶，比如列于《后汉书·独行列传》的向栩：“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不好语言而喜长啸……（后特征）拜赵相。及之官……略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读《老子》、被发、不著士服，长啸，以及当官而不任事，这些在都是尔后魏晋名士的行事特征。而且这种变化不仅仅限于外表、行为。《后汉书·逸民列传·戴良》：
字叔鸾，汝南慎阳人也。……少诞节，母喜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及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按“诞节”，《汉书》卷四十《叙传下》“《汉书》叙”中“陈汤诞节”条，颜注有云：“诞节，言其放纵不拘也。”其意与《晋书·王忱传》所谓“忱自恃才气，放酒诞节”的“诞节”相同，亦同于《世说新语》篇目之一的“任诞”，也就是上引伊川语中的“旷荡”。戴良之学驴鸣以娱其母，岂不是与西晋名士孙楚因王济生前喜爱孙楚作驴鸣，故在济灵前惟妙惟肖地作驴鸣(103) 相似么？重要的是戴良母亲过世后，其兄伯鸾仍恪守丧礼，戴良却“食肉饮酒”，而且悲伤起来就哭，于礼该哭时未必哭。这些都是严重的失礼，但他伤心憔悴（毁容）的程度却丝毫不亚于他依礼守丧的哥哥。更重要的是他不认为自己失礼，其诞节行为自有其理论根据。他认为丧礼是用以限制那些缺乏人伦孝思、邪情荡佚者的，而他对母亲的孝思和哀伤由衷自怀，虽饮酒食肉，也符合礼（别人问他：“居丧，礼乎？”良曰：“然。”），因为对他来说，酒肉吃在口里也是苦的，故身心憔悴。惟其如此，他可以超越礼的限制，包括饮食衣着方面的丧礼规定。他直指礼的人伦本质，而不拘守甚至超越其外在形式，可视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先声。阮籍服母丧期间照旧饮酒食肉，葬母时“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举声一号，呕血数升”，以致“废顿良久”(104)。实质上也是注重对母亲的天然孝思，而无视丧礼的繁文缛节。可以说，从理论到实践，“诞节”的戴良已无异于尔后“任诞”的魏晋名士，倘与嵇阮同时，他应是《世说新语》的合适人选，竹林也很可能不止七贤。后汉的另一位“狂生”仲长统，在其《述志诗》中激昂地表白“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元气为舟，微风为桅，敖翔太清，纵意容冶”(105)，更与儒道融合的魏晋玄学家同调(106)。
读《世说新语·德行》，我们看到，以党锢之祸为契机，“有澄清天下之志”（陈蕃）、“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李膺）的侠气张扬的党锢名士，经由“其器深广，难测量也”、“汪汪如万顷之陂”的袁奉高之类人物为中介，逐渐演变为“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嵇康）、“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阮籍）的魏晋名士。党锢名士和魏晋名士都是能言善论之辈，却经历了由清议而清谈，由“政治上之实际性质”而“口中或纸上之玄言”，由“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的转变(107)。但游侠舍生取义、损己益人的英雄主义气质，儒家君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仍是中国士大夫性格特征中最可宝贵的构成之一。汉魏之际的英雄群像中，如三国的创业君主曹操、刘备、孙权(108)，都是一身侠气的人物。
苏姓渊源
苏姓起源有二： 一、为出自己(妃)姓，为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周武王时，有司寇忿生，受封于苏国，称为苏忿生，后迁于温邑(今河南省温县西南)。春秋时，苏国被狄(我国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人攻灭。苏国的后裔就以国名“苏”为姓，其得姓始祖为苏忿生。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苏姓则是黄帝的直系后裔。 传说中的黄帝既是一个部落的名称，也是一个部落首领的名字。据《国语·晋语》载，黄帝和炎帝是由古老的少典氏族中分裂出的两个胞族。黄帝及其部族，最早生活在陕西黄土高原的姬水一带，因而便形成了最古老的“姬姓”。《史记·五帝本纪》在介绍黄帝时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段文字描述了黄帝作为人文始祖的聪明大智。《帝王世纪》也说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黄帝，又称为“轩辕黄帝”，实际上是因为黄帝曾居住在“轩辕”这个地方，因以为名。轩辕黄帝是崇尚黄色的，这是因为这个部族生活在黄土高原，其赖以生存的大河便是黄河，而这一人群的皮肤又是黄颜色，这种“黄河、黄土、黄种人”的三位一体，使他们对“黄色”有了更多的偏好。黄、皇古字通用，由黄帝而衍变成至高无上的“皇帝”，成为最为尊贵的帝王的专称，在历史时期黄色更成为皇帝独有的专色，中国古代的宫廷建筑，无论是宫室、都邑、太庙，也都由黄土筑成，成为有别于其他文明的“黄色文明”。至于黄帝的专号“轩辕”，《说文》段注为，曲（车舟）藩车为之轩，大车谓之辕，“轩辕”实际上指为“有篷顶的大车”。据史料记载及学界研究，早期的黄帝部族是以游牧生活为重要的内容，“轩辕”大车的发明，为这种生活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运输工具，在当时的部族生活中占据有重要的地位。并因此而成为黄帝及其部族的名号。另一方面，黄帝部族以龙作为图腾标志。考古发现中，龙的形象的不断变化，龙形象的不断丰富与完善，实际上是黄帝部族发展壮大，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真实写照。 黄帝及其部族最早的居住地在姬水，亦即陕西省岐山县一带，后采向东发展，到达中原，并在河南新郑形成政治中心。《史记》的有关注解均有“黄帝号有熊”，“有熊，河南新郑是也。”《元和郡县图志》：“郑州新郑县，本有熊之墟。”另外，陈留(今属开封)有“黄城”、杞县有“夕卜黄”、荥阳有“黄水”、封邱有“黄池”，这些都与黄帝部族的活动有关。密县的大瑰山、临汝的崆峒山、灵宝的荆山，卢氏的熊耳山等都有黄帝活动的遗迹，反映中原地区是黄帝及其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区。黄帝以中原为中心，“习用干戈”、“修德振兵”、“天下有不顺者，……从而征之”，尤其是黄帝部族与蚩尤部族在涿鹿(今属河北)大战，取得了胜利。黄帝及其部族的军事行动，加速了传说中各部族间的融合，从而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南达于江、东至于海、北达燕赵的内涵相近的先进文化。 黄帝在典章政制与经济文化上也有重要的贡献。《史记》等史书记载，黄帝“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这种管理形式，应该是后世政权的雏形。黄帝的史官“仓颉作书”，“伶伦作律”、“容成造历”，“黄帝考定星历”等，黄帝时的文化成就巨大。黄帝采铜铸鼎，以玉为兵，刳木为舟，作宫室以避寒暑等。黄帝的夫人嫘祖发明了养蚕、织锦等，反映了黄帝时代的前所未有的发明创造，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高峰。 传说黄帝在功成名就于荆山铸鼎后，骑龙升天。《史记·封禅书》有详细的记载，在河南灵宝，有与这则传说相关的地名与遗迹，如荆山、鼎湖、龙沟，以及黄帝庙。在陕西省黄陵县，有“桥山”，而“桥山”附近有黄帝陵，这里也就成了历代君民祭奠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的圣地了。 依照史书记载，颛顼为黄帝的孙子辈。《史记》、《帝王世纪》以及某些苏谱均有详细说明，在黄帝的25个儿子中，最早取得“姓”的名号者仅有14人，这些姓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姓，现代姓氏则是在此基础上衍生而来的“氏”。黄帝正妃是采自西陵氏族的嫘祖，她为黄帝生下的两个儿子分别是青阳与昌意。昌意曾在“若水”一带的西南地区长期生活，并娶当地土著蜀山氏族的昌仆为妻，他们的儿子颛顼从小便在西南地区生活，后随氏族东迁到中原。 颛顼既是古史传说中的英雄般的人物，也是当时统合天下的部族名号。学术界对颛顼的本意有着多种的理解。《论衡》中谈到的“颛顼戴干”，有的学者以民族志与考古发现相结合，解释其为原始部族时人们在头部佩饰器具从而形成的一种头部装饰，这种装饰使得其成为“扁形变头”。根据史书中将“颛顼”与“高阳”并称的现象，其含义为旭旭升起的太阳。而这种对自然的崇拜现象，在当时应是较为普遍的。 颛顼及其部族东迁的过程，也是以颛顼为首的部落联盟形成的过程，也是史前部族融合发展的过程。颛顼在河南、山东、河北等黄河中下游地区活动留下有大量的遗迹。其最重要的传说是保留在《淮南子》等书中的“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的传说，两大部族的长期征战，在史书中形成了具有传奇色彩的传说，颛顼也因此而获胜，部落联盟获得了空前的扩大，并以此赢得了五帝之一的赞誉。 颛顼的统治中心也在中原。史书记载，颛顼在河南许昌、杞县、淮阳等地居住。《左传》：“卫，颛顼之墟也，故为帝丘。”帝丘在东周时为卫国的都城，其位置在今河南濮阳附近。颛顼尽管在军事上有所作为，但他的功绩主要在宗教礼仪上。《大戴礼记》对他的功绩有十分精要的概括，称赞他是很有谋略，通晓道理的人，他的行为举止符合天意与鬼神的意志，所以说他是人与神的沟通者，他所开启的由宗教对人的控制的办法，以及对社会组织结构的改造，在当时是个进步。颛顼死后，埋葬在顿丘城外，即今河南省内黄县，据说他活了98岁，颛顼之后，其部族又分裂为若干个部落。《世本》的“帝系篇”等文献，甚至在一些“苏谱”中，也有“颛顼八子”的记载。颛顼娶邹屠氏之女生苍舒、陨鼓、祷戴、大林、龙降、廷坚、仲容、叔达等8子。颛顼又娶胜奔氏之女生子称，称生卷章，卷章又名老童。 老童及其部族，也如他的先祖那样在中原生活，但也在关中、江淮等地区生活，其遗族后来还远迁到岭南活动。老童(卷章)的部族后又发展为重黎和吴回。 重黎这个传说时代的人物，实际是由重与黎二个部落合并而成，重黎实际上是这个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的后裔逐渐裂变为“九黎”，并成为“黎民百姓”中的主体。重黎曾担任过帝喾时的“火正”。“火正”是传说时代掌管火源的职官，因为火的发明传说为祝融氏所为，因此“火正”又称为“祝融”，重黎因任“火正”，重黎也与祝融有了联系。火的发明，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火可以驱除野兽，使人类在与其他动物的争斗中处于优势；火可以熟食，食物成分的改变为人类智力的进步创造了条件；火可以用作耕种，“刀耕火种”的初期农业的兴起，是人类文化进步的标志。以看守火种，到对火神的祭祀，以至火化升天等均由祝融(火正)负责，因此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重黎受命与流落在南方的共工氏进行战斗，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帝喾以平叛不力而杀了重黎，并让重黎的弟弟吴回袭任火正祝融之职，吴回也便有了祝融氏之称。 吴回在南方与共工氏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与他的部族也因此重返中原。《路史》、《左传》均记载，在河南郑州有“祝融之墟”，其具体地点在新郑与新密附近，即西周时期郐国所在地。吴回及其部族虽然在陕西、山西、甚至东南地区生活，但最终以中原为中心，吴回死后也埋葬在“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 陆终传说是吴回的儿子。根据对其名号研究，陆终是以捕食善跳动物而著称的部落，并以此作为图腾以及首领的名字。陆终及其部族也在中原一带活动，山西的平陆、河南豫北地区的“大陆”(吴泽)等便是这种活动遗迹的反映。在豫北地区的获嘉、修武、辉县交汇处的吴泽，实际上也是当年吴回曾活动过的地区，这里与颛顼故都也相去不远，并有亲族在其附近居住，因而具有较好的生活基础。 陆终生6子，分别是樊、惠连、（竹钱）（竹坚）、会人、辔牲、季连。其中，樊封昆吾为己姓。先祖昆吾公 昆吾公是苏姓的先祖，这是诸多苏谱所公认的。樊封于昆吾，又称昆吾氏。也就是说，由陆终及部族发展衍变而来的昆吾部族，其首领亦称“昆吾氏”即苏谱上的“昆吾公”。“昆吾”的字义，《夏小正》解释为：“昆，小虫。”又称，“昆者，众也。”“小虫动也。”《说文通训定声》认为，昆吾为众虫之意，吾即音的尾语。昆吾源自陆终，二者都有“众虫”之意，一方面反映二者的图腾相近；另一方面说明其部族人口众多，兴旺发达。《国语》、《史记》都记载，昆吾为“夏伯”。 《吕氏春秋》记载有“昆吾作陶”。《说文》及其相关著作也有“昆吾者，壶之别名。”“昆吾，圜器也。” 昆吾氏也在中原地区活动。他们的踪迹与夏人相近，如在山西传说有夏都安邑的地方，有“昆吾亭”。河南濮阳为“颛顼之墟”，这里不仅有“昆吾台”，也有“昆吾之墟”，《竹书纪年》写道：“帝芬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苏。”“帝芬”，有的书中记载为“帝槐”，是夏代第8个王，属于夏代中期。 《世本》：“苏氏，颛顼、祝融之后，陆终生昆吾，封苏，邺西苏城是也。”《元和姓篡》：“苏，颛顼、祝融之后，陆终生昆吾，邺西苏城是也。”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苏氏出自己姓。颛顼裔孙吴回为重黎，生陆终。生樊，封于昆吾。昆吾之子封于苏，其地邺西苏城是也。”
“有苏氏” “有苏氏”在商代仍有活动，其重要人物是苏妲己。《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王师伐有苏，获妲己以归。”在《国语》一书中，也有类似记载，“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史记·殷本纪》表述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有苏氏”是商代的重要部族，但与商王室的关系并不融洽；商王室讨伐“有苏氏”，掳得了美丽的妲己，而且殷纣王十分喜爱妲己的美色。
苏国 苏国的建立，是苏姓历史上的大事。 西周政权建立后，周天子对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左传》成公十一年：“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杜预注解为：“苏忿生，周武王司寇苏公也，与檀伯达俱封于河内。 关于苏国的范围。《后汉书·郡国志》云：温，故国也，苏忿生封。”《括地志》卷二，“故温城在怀州温县西三十里，汉、晋以为县，本周司寇苏忿生之邑。”温是苏国国都，位置在今河南温县西安乐寨与招贤一带。《左传》记载，春秋前期周桓王将苏国的田地给予了郑国，这些地点有“温、原、缔、樊、隰城、攒茅、向、盟、州、陉、(阝贵)、怀。”其中，温、州、陉(邢)，均在今温县境内。原、樊，在今河南济源市境内。缔、向，在今河南沁阳市境内。隰城、怀，在今河南武陟县境内。盟，在今河南孟州市境内。(阝贵)，在今河南焦作市郊。攒茅，有考证为攒城与茅城，均在今河南辉县市境内。以上诸邑，很难说是苏国的全境，即便如此，也包括了今济源市与焦作市的全部，今新乡市的西部，这样一个广大的地区。其基本上与康叔受封的卫国为邻，也应该是当时较为重要的苏国。苏国的爵位，文献中称苏国国君，有“苏公”、“苏氏”、“苏子”、“温子”等多种称呼，尽管当时有“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说法，据说执行时并不严格，因此，苏国可能仅为“子”爵，其首领又任司寇，称作“苏公”. 西周时期是苏国的重要发展时期，传世的青铜器著录在《三代吉金文存》一书中，其中的《史颂鼎》有长篇铭文，记载了史颂受命视察苏国，掌握并实行苏氏之法。《三代吉金文存》收录有苏国铜器《苏公簋》，这件器物铭文不长，却记述了苏、周联姻的史实。两周时期，异姓诸侯间的联姻，是密切相互间关系的重要手段，苏女嫁与周男，一方面反映了苏国对周王室的仰慕，同时也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苏、周关系密切的标志。在三门峡虢国墓地也发现有西周晚期的苏、虢联姻的器物。虢国都上阳，位置在今三门峡市近郊，虢国虽不属于大国，但却是周文王的弟弟虢叔所封，其君主虢仲曾辅佐周夷王南征淮夷，酿成国人暴动；虢文公为周宣王时的重要卿士，在周王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门峡墓地中发现的“苏甫人”盘、匝，正是苏女远嫁虢男的反映。“苏冶妊”鼎，记载了作为苏君夫人的妊姓女子，为她的女儿远嫁他乡，而专门作器的情况。在三门峡墓地，还发现有“稣子叔”鼎、“稣貉”豆等，其铭文不长，但都可以说明，苏、虢间有着持续不断的良好关系。此外，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宽儿鼎》青铜铭文拓本中，记载了“苏公之孙宽儿”的历史史实，对研究苏国史，也有重要的帮助。青铜铭文中的“苏子叔”、“苏公子”，也都是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苏国宗室的重要人物。 《诗经·小雅》记载了苏公与暴公的史实，“苏公作是诗以绝之”。《世本》云：“暴辛公作埙，苏成公作篪(chi，持)。苏成公，平王时诸侯也。”篪是一种乐器，“管乐十孔，长尺一寸，吹孔有觜(嘴)，如酸枣。” 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的礼乐制度发生了动摇，周天子的神圣地位也受到了挑战，尤其是平王东迁洛邑，苏国与周都仅一河之隔，苏国成为王畿之地，其相互间的矛盾也大大加剧了。 苏国与列国间的矛盾，首先来自于郑国。郑国是西周时期最后被周天子册封的诸侯国，郑国的始君姬友，是周宣王的同父异母兄弟，初封在西周王畿地区的关中，“犬戎之乱”后，郑武公协助周平王东迁，并在王畿重建郑国。郑国受封的地方，原来也有一些小国，郑先后灭掉郐、虢等8个小国，在中原拥有一席之地，成为在中原有一定影响的强国。郑国势力的扩大，无形影响了周王宗室的利益，周郑交恶，并互以太子为质。平王病逝，在郑为质的太子孤因哀伤过度，不幸身亡，其子嗣位，是为桓王。桓王对郑国称霸，心有余悸，在朝中对郑不恭，引起郑国朝臣的不满，他们力主挑战王权，以观其行。这一天，郑国大将祭足率领郑国军队白玉门津渡过黄河，以向苏国借粮遭到拒绝为由，强行收割苏国已成熟的小麦，并运回郑国。其后，又到王城附近公然强抢周王宗室的稻禾。可见，在诸侯称霸的时代，苏国作为周王的亲信国，但却受到伤害。周天子并令卫、陈、蔡等国组成联军，讨伐郑国，被郑庄公分头击退，周天子的神圣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到了后来，周桓王与郑国发生了田地之争，周天子在郑国取得了邬、刘、芜、邗的土田，而将属于苏国的十二邑的部分田地无偿送给了郑国。苏国在这场大国争霸的游戏中不仅没有讨回麦子被强抢的公道，反而又在天子的懦弱中丧失了赖以生活的土地，苏国与周天子的密切关系，宣告结束。 到了周惠王时期，苏国卷入了周王宗室间的宫廷纷争之中。在周庄王时受宠的王桃生下了王子子（秃贵），由（艹为）国担任子颓的老师。到惠王继承王位后，他强取芜国的菜园子用以畜养野兽，边伯的房子因邻近王宫也被占取。惠王还夺取了子禽、祝跪、詹父的田地，收回了膳夫石速的俸禄，这些利益受到侵害的王公大臣联合起来，奉立子（秃贵）为新君，以苏国为后盾，以武力征讨周惠王。战事并不顺利，五大夫败逃到苏国都城温，苏国国君协助子颓逃往卫国。后来，卫国与南燕国的军队攻打周都成周，到了冬天，正式立子颓为周天子。第二年的春天，郑国国君调解王室纠纷，没有成功。周惠王便流亡到郑国。这年的冬天，王子颓在成周设享礼招待五位大夫，用最高的规格演奏所有的曲乐。郑君听到这件事后，对虢君说：“寡人听说：悲哀和高兴得不是时侯，灾祸一定到来。现在王子颓观赏歌舞而不疲倦，这是以祸患为高兴。司寇杀人，国君为此而要减膳撤乐，何况敢以祸患而高兴呢？篡夺王位，祸患还有比这更大的吗？面临祸患而忘记忧愁，忧愁一定到来。何不让天子复位呢？”虢君说：“这也是我的愿望。”庄公二十一年 (公元前673年)郑、虢两国君主在弭地进行密谈。这年的夏天，两国的军队攻人王城，杀了王子颓和五位大夫，周惠王正式复位。 周僖公十年(公元前650年)，因子（秃贵）事件受到牵连的苏君，因怕周惠王的报复，而投奔了杂居中原的狄人，又和狄人处不来，狄人攻打并灭亡了苏国，周王室按兵不动，苏君逃亡到与苏国保持有姻亲关系，且关系密切的卫国。 苏姓可早至夏代中期，苏姓的大发展则始自苏国灭亡。远徙他方的人们记住了“河内”和“司寇公”，并由此形成了最早的苏氏派系：“河内派系”。其后裔也远迁到河南的杞县、原阳、沁阳、南阳、洛阳、嵩县，或迁移至陕西的武功、扶风等地、以至迁移到更远的地方。
二、为出自少数民族。 早在西汉时期，在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的康居国，有小五王，其中苏（壑-土 韭）(xie，音谢)王居苏疑城。东汉时在今新疆南部的和田为于寅国，其相苏榆勒拥立广德为王，在于寅与莎车国的交战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北方的匈奴鲜卑族人，东汉永元年间 (公元89―105年)参与了东汉政权对诸胡叛军的讨伐，其中鲜卑大都护苏拔庞在这次讨伐中立功，被封为率众王并被赐金帛。在东汉时期朝鲜半岛的南部三韩中也有麻斯人苏马浞，被光武帝封为汉麻斯邑君使，属辽东郡以东的乐浪郡。东汉灵帝时，在辽东有苏侯延，众千余部落，自称峭王而与汉军对阵。苏侯延所在乌桓各部平时与汉关系甚好，由于东汉末年中原内乱，长期为汉戍边的乌桓人，也就拥兵为王了。 南北朝时北魏有鲜卑代北复姓跋略氏，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实行汉化，单姓苏氏。 在唐代，属于突厥突骑施别种者，以苏禄为“可汗”，结众二十余万，遂雄居西域。唐开元年间，与唐朝来往，苏禄受封为左羽林军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进封为特勒遣侍御史，册立为“忠顺可汗”，并与金河公主合婚。玄宗时，在丹凤楼专设御宴款待苏禄使臣，两者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友好关系。属于东胡支系的奚也居于北方，唐太宗时与唐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其“大酋”苏支，因战高丽有功，整个部族内附，专置饶乐都督府，苏支因此也受到较好的待遇。唐朝西域的龟兹国主苏伐勃殃，于唐高祖时遣使来朝，勃殃死后，其子苏伐垒继位后又于唐太宗时遣使献马，被赐以玺书，抚慰甚厚，由此开创了数十年间的友好联系。在南方属于西南蛮的清远国王苏唐磨在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 793年)与诸多小族纷纷内附，被唐朝中央政府例授为将军，中郎果毅等职官。在唐朝西域有“大勃律”，唐开元(公元714―741年)年间，遣使来朝。唐朝正式册封其君“苏弗舍利支离泥”为王，又将其继任者“苏麟陀逸之”为王。后因吐蕃势力较大，而与中原疏远，唐朝大将高仙芝受命远征，平定后置归仁军，并授其新君苏失利之为右威卫将军，赐紫袍黄金带。 在宋代，位于今湖南新化、安化的梅山蛮，其首领苏方，峒主苏甘所部与诸蛮互有争战。后在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 1077年)被章悖率宋朝官兵以武力平定。留居新化一带者，成为汉族，并成为当地大姓。南逃湘南者，成为瑶族，有的并远徙两广，云南及越南、老挝、泰国的北部山区。在云南黎县黎州诸蛮有雨林蛮，其头领苏吠在宋太祖时被授为怀化将军，说明苏氏蛮族虽与宋朝有矛盾，但仍保持有较为友好的关系。 清代的满族人中，以“苏”字为首的名字较多。 苏姓迁徙史
自苏国灭亡后，苏氏族人 开始了他们在这块大陆腹地的迁徙。 先秦时期的苏氏播迁 苏氏的迁移有着悠久的历史。《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襄国有苏人亭。”《汉书·地理志》也载：“曲逆有苏水，东人 濡。” “河北苏”是苏氏历史上极有影响的苏氏大族，《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59年)“秦围邯郸。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反燕地。” 苏国居于中原地区。苏子或苏公的活动范围并不大，其主要居住在豫北焦作市的温县。东达卫国也就是今濮阳一带；南达王城，即今洛阳；东南达郑国，即河南新郑，西南可达虢国，即今三门峡一带。以上情况说明，苏国国王的活动范围在今河南省的黄河两岸，大致在今焦作、新乡、郑州、濮阳、洛阳、三门峡等6市的范围之内。 苏国灭亡后的战国时代，苏人 外迁的主要聚居地在洛阳，并涌现出著名的苏秦家族。 战国时期，诸侯间的战与和，促使了“士”的大量出现，这一阶层也可以说是依靠知识，依靠谋略为生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其自身的聪明才智，以及不停地游说，奔波于列国诸侯之间。苏秦以鬼谷子为师，在云梦山(今河南淇县境内)学术多年。他西至秦国，又东去赵国(今河北邯郸)，主要居住在燕都(今河北易县)，以后又多次到赵、齐(都于今山东淄博)、魏(都于今河南开封)等，其活动范围在今河南、河北、山东诸省。但苏秦也南到荆楚(都城在今湖北江陵)，游说楚威王。苏秦的兄弟苏厉、苏代，也主要活动于燕、齐等地，足迹亦到中原的魏国，西可达秦。苏秦家族以“纵横术”而名闻天下，长期的游说活动极大地扩展了他们的眼界，异地的居住，使他们获取了更多的知识与阅历。 《竹书纪年》中，均记载了战国时期秦将苏胡统领大军讨伐韩国，被韩将韩襄大败于酸水。这场战事虽不能阻挡秦军东进，但对秦军是一次重创。 苏胡也成为人 居关中，即“陕西苏”的最早的名人 。苏秦到荆楚，并不是苏氏最早涉足此地。《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庄王不理朝政，日夜寻欢作乐，并下令有敢于劝谏者，立即处死，绝不赦免。时任楚国大夫的苏从，从大局出发，冒死直谏。楚庄王问他道：“你没有听说我下的命令吗？”苏从说：“如果杀死我能使您清醒，就是我的愿望了。”楚庄王听后，顿时醒悟，并立即停止了寻欢作乐，认真处理朝政，他还任命苏从辅佐朝政。 秦汉时期的苏氏播迁 《史记》曾记载“项羽大军”，“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项羽军队攻打的对像是秦军，统领秦军的将军苏角，被楚军攻杀。作为秦将，苏角应与苏胡一样，久居关中，他们均为苏氏西进的早期移民。此外，在与刘邦军队决战的秦将中有苏驵，他曾统军在泥阳(今甘肃宁县东南)与刘邦手下的大将郦商决战，而兵败。苏驵，以及苏角、苏胡等，见于史载，说明在秦国及至秦朝，有以武为职的苏氏族人 为秦帝国而尽力。 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正式任职内右史的苏纵便在长安生活。汉武帝晚年，病重甘泉宫，权臣江充以病在巫蛊为由，而到太子宫中追查，时任黄门的苏文，为江充的随从，在此后的一系列宫中争斗中，受冤杀者甚众。始作俑者江充不仅被杀，也被夷灭九族，苏文亦被焚于“横桥”上。到王莽当政时，方士苏乐受命在宫中筑“八风台”，“台成万金”，可见筑台耗费巨大，并在台上作乐。 儒生苏章，他不仕王莽，隐逸而去。 此外，在长安还有富豪苏回，被贼人绑票，时任京兆尹的赵广汉，以计擒住了贼人 。 在京城及附近居住苏建苏武家族。 苏益在《吾族渊源》中，讲到了苏建苏武家族的来源：“汉兴，高祖徙天下豪杰以实关中，苏氏亦由河南河内而迁秦，遂家于长安杜陵间。至汉武帝时，建公官校尉，从卫青大将军，西汉元朔二年，匈奴人 寇击退之，收河以南之地。西汉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立大功，封平陵侯，居长安而葬武功，其后遂家其所封，是为武功人 。” 江浩在《苏氏族谱源流四修序》中提出：苏秦子“廷奇，居相位。奇五世孙胜，徙居杜陵。越十世，建为平陵侯，后为游击，复为右将军。” 到了东汉时期，京师移都洛阳。苏竟，字伯况，西汉平帝时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善图纬之学，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时外放为代郡中尉，时值内乱国弱，匈奴扰边，仅代郡独能保全。东汉光武帝时，拜为代郡太守，并坚拒匈奴，后因病离开代郡，到京师拜为侍中。数月，因病免官。苏竟回家养病，潜心学问，作《记诲篇》等文章传于世，年过七十而死于家中。这种籍在外地，在京城任职并家居洛阳者，在史料中亦有所载，如曾在东汉宫中任中常侍的苏康，在东汉特有的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中，苏康深受汉桓帝的重用，左右朝政，与窦太后势力进行争斗。此外，光武帝时，还有在京城任司隶校尉的苏邺，系下狱而死，与他同案而死者有“用气自行”的王磐和丁鸿。在顺帝时，有在当时世家大族崔援手下任门生的苏祗。 在陕西“武功”，世居着苏建的后代。东汉时期，有苏章家族。苏章为扶风平陵人 ，他的祖父苏纯为中陵公侯，在“三辅”一带受人 尊敬，被时人 称为“大人 ”。苏章官至冀州刺史，他的哥哥的孙子叫苏谦，曾任金城太守。苏谦的儿子叫苏不韦，为报父亲被杀之仇，而卧薪尝胆，追杀仇人 ，很有阳刚之气，但也受到责难，并遭受满门被杀之灾。 苏砒《苏氏世谱原序》载：“汉兴，天下混一。苏氏封侯者四人 ：江阳侯息，海常侯弘，薄侯昌，而史失其传。” 平陵侯苏建。其中，在汉武帝时，集中兵力，平定南粤王叛乱，南粤王赵建德便是由伏波将军的司马苏弘抓捕归案的。苏弘也因功受封为海常侯，其海常侯国在琅琊(今山东胶南县西南)。自西汉元鼎六年 (公元前111年)七月受封，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苏弘死，无后而国除，前后共7年。 蒲侯，见于《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和《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其封地《汉书》标定在琅琊，但从“蒲”义考察，应在今山西境内。苏昌在囝县(河南杞县西南)以县尉的身份，参与平定淮阳王谋反而有功，于延和二年 (公元前91年)十一月受封为蒲侯，食封1026户。他的儿子苏夷吾后继封为侯，到西汉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被削为民。其侯国历汉武、昭、宣、元、成帝等5帝共73年。江阳侯的封国在今四川泸州一带，《史记》记载其地在“东海”，即今苏东北、鲁东南一带。江阳侯，《史记·孝景列传》又作“江陵侯”。孝景六年(公元前151年)，赵国相苏嘉因平定吴楚之乱，而受封，食邑2541户。 《史记》年表所列江阳侯的诸侯分别为：第一代，江阳康侯苏嘉，《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作“苏息”，其在位年代为前元六年(公元前151年)至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第二代江阳懿侯苏序，在位年代自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至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第三代苏明，《汉书》作“苏朋”，在位年代自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至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第四代苏雕，在位年代为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至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 东北地区有任西汉辽东太守的苏季，在《汉书·艺文志》专列有他的“赋一篇”。在山西还有汉文帝时屯军句注(今山西代县北)的将军苏意。在今山东金秀一带有汉代的山阳郡，《汉书·成帝纪》记载：三年“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 攻杀长史，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汉书》中，《天文志》、《五行志》、《杨胡朱梅云传》、《谷水杜邺传》、《何武王嘉师丹传》等均有记载，有的并记这次起义历时年余，历郡国40余，并将其与陈胜起义并列。苏令的故乡不得而知，但他主要活动在今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交界及邻近地区是没有疑问的。在汉代桂阳即今广东连县，有被称为仙公的苏耽，他因善于道行而盛名于世。 另外，在东汉初年的战乱中，在今甘肃一带的以隗嚣为首的反对王莽的势力中，有志士苏衡为“祭酒”，参与了军国大计的谋划。在《后汉书》中记述了凉州刺史梁鹄治罪苏正和一案，参与此事的盖（熏力）并没有因与苏正和有仇，而借机报复，他说：“谋事杀良，非忠也；乘人 之危，非仁也。”并秉公断案，使苏正和“喜于得免”，苏正和是武都即今甘肃西和县人 。 在光武建立东汉政权的过程中，也还有非常活跃的苏姓人 士，如虽为王莽的使臣，但被刘秀极为看好的苏伯阿，以为其为“王者受命”。 陈留(今河南开封一带)人 苏茂，他是汉更始帝手下的一员大将，为更始帝任命的“讨难将军”，他击破方望主刘婴的大军，又在弘农 (今河南灵宝)与赤眉军大战，他还受命进攻温城，与寇恂大战而受挫，并受命守护洛阳。以后他又率军攻杀淮阳太守，以广乐 (今河南虞城)为中心，并依附刘永，被刘永任命为大司马、淮阳王。刘永被光武帝俘获后，他又拥立刘永之子刘纡为梁王。后与庞萌等合兵三万，进国桃城(今山东任城县北)，光武帝刘秀亲率大军，坐镇蒙城，指挥决战，苏茂兵败。苏茂在今苏鲁豫皖交界处，与刘秀军多次对阵，可以说是当时刘秀最为头痛的精锐之师。在当时的混战中，还有鄙(今河北高邑)大姓“苏公”，这位苏公虽然史不见名，但在今河北高邑一带，苏已成为当地的大姓，当是没有疑问的厂。属于“河北苏”者，还有当时在律历方面很有造诣的苏统，他是钜鹿(今河北平乡县)人 。东汉永平年间，在奉车都尉窦固手下任司马的苏安，出战北匈奴车师王。东汉初在南方的交（阝止）任太守的苏定，依法治郡。他们的里籍虽不得而知，但北到大漠，南到越南北部，都有苏氏族人 活动的踪迹。此外，还有一些不知里籍的苏氏，如东汉初年进攻弘农郡，生获郡守的苏况；赤眉余部将领苏臣；以及东汉末任职汉中太守的苏固等。见于《后汉书》还有一些苏氏，虽然无法肯定是“武功派”，但为今陕西人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扶风人 有苏固，还有因伪言图谶事而下狱的苏郎等。京兆霸陵(今西安市东北一带)人 有苏顺，字孝山，他以才学见称，好善学术，隐处求道，晚年被拜为郎中，所著赋论、杂文等16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苏氏播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的分裂时代。在这个时代，充满了战事、饥荒，民族间的争斗，以及南北的对峙，充满了人 生的痛苦，居住地的迁徙与漂泊不定，但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并最终趋向于统一。 陕西是苏氏的大本营。 苏则家族，在武功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史中隋唐时期的苏氏名人 都号称为苏则的后代，这类的文字也见于苏家的相关谱牒。苏则是扶风武功(今陕西扶风东南)人 ，他生活在三国的曹魏时期，曾在西北边地酒泉郡、安定郡(今甘肃镇原县一带)、以及金城郡(今甘肃榆中西北)作郡守，积极发展生产，使当地的社会经济得以尽快恢复。苏则有儿子苏怡、苏愉及苏慎，苏愉在西晋时曾任太常、尚书。苏愉的儿子苏绍为诗人 ，在西晋时也有一定的名气。从《晋书》中可知，苏愉还任过凉州刺史，晋泰始年间(公元265年至274年)，曾与河西的鲜卑人 大战，而退守内地。苏则的后代苏湛为北朝时人 ，西晋末年大乱时，举家避难河西，北魏时回归故里，苏湛的父亲苏拥曾任秦州抚军司马，苏湛在北魏孝庄帝时任尚书郎、散骑都尉和中书侍等职，主要生活在当时的都城洛阳。在《晋书》中，还记有出自“秦雍之世门”的苏霸，他在鲜卑秃发部的南凉政权中任昌松太守，昌松郡在今甘肃武威县一带，他为南凉守城，面对强敌，发出了“吾宁为凉鬼，何降之有”的誓言，城陷后而壮烈殉职。苏翘，与苏霸同乡同宗，在昌松郡的漠口屯兵五千，为南凉将军。由匈奴刘氏建都长安的前赵政权，有武功男子苏抚见于史籍。八王之乱时有任长安令的苏众等。还有出生在今陕西武功县苏坊村的苏惠，她因怀念丈夫而独创的《璇玑图》诗而著称。北周时期，属于武功派系苏则之后的最著名家族为苏绰家族，他在宇文氏掌权的西魏、北周政权中官拜大行台度支尚书，并兼司农卿，他提出的《六条诏书》是一个纲领性的治国施政方略，为北方实力增强，以及北南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弟弟，苏椿，曾在武都郡、西夏州、弘农郡任郡守，还担任武功郡守等要职，在乡里极有威信，后进爵为侯。苏绰的堂兄为苏亮，西魏时任职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 、车骑大将军等要职，苏绰工于经画大政，苏亮则以文字典章而著称，二人 均为当时的贤才，世称“二苏”。 河北作为苏姓的分布中心，也已经形成。苏双，与刘备同乡，为“中山大商”，他在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经商，与刘备相交甚密。在东汉末群雄并起的年代，苏伯、田银在河间(今河北献县一带)举起义旗，以致曹操欲意亲征，后在手下的劝说下改派曹仁行晓骑将军，都督七军讨伐，并平定了这股异己势力。在十六国时期的后燕政权中，属于王族宗室慕容皓的妻兄叫苏泥，他们家族世居中山(今河北定县)，当时这里也是后燕的都城所在。在苏氏族谱中常常提到“平陵六派”，其中“武邑”、“武疆”两派都属于平陵即苏建的后代。《仙源苏氏源流考》也提到“赵郡之苏”，为苏章之后因官于邯郸，而留居于赵郡的史实。但从先秦以来苏氏的分布情况考察，“河北苏”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世居武邑郡(今河北武邑)的苏侃家族，其祖父苏护曾任武邑太守，在当时应该是地方的望族。苏侃曾长期在南朝的宋、齐两朝任职，他与萧道成关系交往甚密，萧氏建立南齐政权后，他亦任黄门郎、射声校尉等要职，直接参与了南齐政权的内部机要大事。 属于武邑者还有苏淑，他在北魏政权中历任太学博士、员外散骑侍郎、殿中侍御史，除在京师洛阳外，他还在荥阳(今河南郑州)、乐陵(今山东乐陵)、中山(今河北定县)等郡任郡守一类的要职。属于武强(又作“武疆”，在今河北武强西南)者有苏琼，他在东魏政权中先后任南清河太守、乐陵太守等，有关他“公堂悬瓜”的故事，已成为廉正自律的千古美谈。 河南是苏氏的最早聚居地。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也应有“苏氏世族”。三国时期，陈留外黄(即今河南民权西北)人 苏林，是曹魏政权中不可多得的大儒，被奉为“儒宗”，他长期在京师担任散骑常侍、太中大夫等要职，退休后还收有许多学生，是当时儒生们向往和敬仰的儒学宗师。河南籍的的苏氏应有不少，但多已失传。由于河南位居中原，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因而有许多客居于中原的苏氏。如魏文皇曹丕的皇姬苏氏，她是邯郸怀王曹邕的母亲。曹操时有宫中的工匠苏越，曾在宫中移植“美梨”树。当时曹氏都邺(今河北临漳)，但多次移住洛阳。邺都位于今河南河北交界处的漳河之畔，也是当时的战略要地，在曹氏建都前，为袁绍的势力范围，袁绍的儿子袁尚曾安排苏由、审配守邺，苏由后投奔曹操，并协助攻取了邺。在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时任黄门监的苏铄与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等共谋大事，与当时的权贵司马家族作对，事情败露后被捕身亡。这件事不仅见于《三国志》，也见于《晋书》，这件事的失败也标志着曹氏政权已成为司马氏手中的玩偶。西晋孝愍帝时，也有在宫中担任殿中都尉的苏马，受命执行帝王间的机要联系。此外，在北方地区还有一些十分活跃的苏氏族人 ，如曾在曹魏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并州刺史遣部属追击北鲜卑比能所部，追击者将军苏尚，便生活在今山西及北方大漠一带。在今甘肃一带，酒泉苏衡与羌人 及“丁令胡”万余骑攻掠边县，张既与夏侯儒受魏帝之命迎击，苏衡后归顺曹魏，受命守护西部边陲。十六国时冉魏政权定都邺，而在常山郡(河北元氏西北)任太守的苏亥，实际上守护的是冉魏政权的。北大门，后在慕容氏打击下弃常山而奔于新兴(今山西忻县)。以后他又与慕容恪大军作战，又奔于并州，苏亥是冉魏政权中十分活跃的军事人 物，正是军力不济而最终导致了冉魏政权的覆灭。在西晋时，还有常山太守苏韶，他与李含有一定的往来。在前燕时期，原属于张平所部“镇北”苏象等，率垒壁138个，归顺前燕慕容（亻隽），被复官封爵。在刘聪的前赵政权中，有部将苏铁，在攻取三辅中，立有战功。在与后燕政权抗击的势力中，兰汗的左将军苏超迎击慕容宝。北方的苏氏也有随元帝南下者，如周访的部将苏温受命痛击以竟陵(今湖北钟祥一带)自立的杜曾。 在今山东的苏峻家族，也是南下东晋而于史有载的。苏峻是长广挺县(今山东莱阳南)人 ，东晋建立后，他南下广陵(今江苏扬州)而被封为膺扬将军。苏峻主要活动在鲁、苏、皖一带，对当时的朝政有较大影响。 南北朝时期，中原士民南迁是中原地区最有影响的移民活动。苏氏族人 在南方的活动见诸于文献，曹魏大将乐进领兵击走刘备的部将关羽与苏非等。当时在孙吴的势力范围内黄祖居于夏口(今湖北武汉附近)，他手下有都督苏飞，数次向他推荐甘宁，以至孙权平定黄祖时欲加害苏飞，在甘宁的力保下，苏飞得以赦免。此外，还有在孙吴政权中任长沙太守的苏代，以长沙、零、桂等三郡割据的苏马等，在孙坚大将朱治的打击下，才得以平定。
隋唐时期的苏氏播迁
在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民族交融，但在唐末五代又出现了短暂的分裂时期。 隋唐时期“新士族”的大量涌现，形成了众多的“望族”。 苏威家族自三国时苏则，尤其是自北朝到隋唐，以苏绰、苏威父子和苏瑰、苏颠父子为主，在武功派系中，具有较大影响。 唐末昭宗时的苏检，他的祖父为苏迢，父亲为苏蒙，苏检在唐末的动乱中，出任宰相，以后家族又遭血洗。他也是武功派系，但来源还不太清楚。 属今陕西省，还有唐扶风(今陕西扶风)人 苏孝慈，他的父亲苏武周，为北周兖州刺史。孝慈在隋时任大司农、兵部尚书等。他的长兄苏顺，为北周眉州刺史。苏顺的儿子苏沙罗，任隋资州刺史，检校利管总管事。雍州蓝田(今属西安市)有苏垧，在武后时期官拜右台监察御史，以后又为户部尚书；他的儿子苏晋，玄宗时为吏部侍郎，他与当时的名相宋（王景）有过很好的合作。京兆武功(今属西安市)有苏源明，玄宗时为国子司业，肃宗时为考功郎中知制诰，以及秘书少监等，与元结关系密切。五代时的京兆府长安县(今属西安市)有苏逢吉，他的父亲苏悦曾在前蜀政权任职。他后来在后汉政权中任中书侍郎，拜同平章事，成为后汉的宰相。原居武功，后徙高密(今属山东)的苏禹硅也在中书省任职，与逢吉同为相职，并兼刑部尚书、左仆射。后周政权建立后，苏逢吉被杀，苏禹硅也还官任原职，不久被免官，但人 却善终。 唐代国都长安(今西安)，还有苏氏在那里任职与生活，被记录在史籍中。如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在宫中“作乱”的卜者苏玄明。唐德宗时，上奏皇帝褒奖裴冕的苏正元。唐宪宗时，参与平定吴少诚之乱的神策军都将苏元策。曾为唐玄宗驸马，以寿安公主为妻的苏发。文宗时，殿中侍御史苏特为潘州司户，苏特还著有《唐代衣冠盛事录》1卷，在京城任御史等职。在京城任四门博士的苏德融，参与了《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春秋正义》等书的复审，后一本书出自著名学者孔颖达之手，可见苏德融在当时的权威性。在当时的宫廷禁军中有军将苏佐明，他参与了宫中政变，而在文宗初立时被诛。武则天时，有内附的契丹酋帅孙万荣叛乱，左羽林将军苏宏晖受命领兵拒敌，虽有“弃甲而循”之嫌，但因立功赎罪，免遭杀身之祸。此前，他作为将军参与了平定“默啜复犯塞”的军事行动。神策军是当时中央政权重要的军事力量，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吐蕃犯边，在屯驻咸阳保卫长安的将官中，有神策将苏清沔。安史之乱时，在潼关抵御乱军的将军中有苏法鼎。在高宗时有太常博士苏知机上奏，专议公卿衣冠事宜，并得来纳。以上这些苏氏人 士，籍贯不详，但他们多在长安附近活动。另外，根据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墓志拓片，在今陕西发现的隋唐苏氏墓主号“武功”者，有陕西蒲城发现的苏慈墓志，墓主为隋洪州总管；有洛阳发现的曾任唐密云郡录事参军的武功苏氏墓志。在西安市东郊韩森寨的基建工地的唐苏三墓中，出土墓志为“唐沙河县尉刘府君故夫人 苏氏墓志铭并序”，从志文可知，刘夫人 叫苏璋三，京兆武功人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苏氏武功派的影响。 河北苏氏也有较多的分布，在苏谱中提到的平陵六派中，属今河北省有武邑(今河北武邑)、武疆(强)(今河北武强县西南)、赵郡(今河北邯郸市西南)，可见平陵侯的后代在河北占有较大的份量。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唐代宰相中有苏味道，他属于赵郡鸾城(今河北石家庄)人 ，他的先祖为汉并州刺史苏章，以后有人 因官居于赵郡，因此而留居下采。苏味道的父亲苏荣，也没有多大官位，味道自小聪颖，并以文才出名，因此他及第后官位虽不算十分畅通，但在武则天当政时官至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跻身相位。在当时强权当政时，他为避免得罪各方，而处事模棱两可，故又有“苏模棱”之称。味道弟味玄，也居官膳部员外郎。味道子辈有苏伯，膳部员外郎；苏份；苏倜，兖州刺史；苏惋，职方员外郎。味玄子辈有苏偃。味玄孙辈有，苏油、苏准、以及任郴州刺史的苏汤。 武邑的苏家，有隋右卫将军苏克忠，谏议直陈的苏安恒，尤以唐初的南征北战的骁骑卫大将军苏定方最为知名。苏定方，名烈，字定方，为冀州武邑人 ，后徙居始平(今陕西兴平)。定方，带领大军先后征讨突厥、高丽、贺鲁、百济、西域等，迁升为左骁下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等。他的儿子苏庆节，随父转战四方，也被封官授爵，可以说苏定方父子的武功伟业，是与唐代强盛密切相关的。 河南为苏姓的起源地，也居于当时的政治中心，尤其是唐武则天时，将洛阳作为东都，因此，也留居了许多名人 。如在洛阳出土的唐代苏氏墓志，有英武军石厢马使苏日荣夫妻、司功台内给事苏永、东都留守苏咸、左金吾大将军苏威妻，以及隋代的光禄大夫苏威妻和北朝的密县令苏屯等。此外，唐末苏特为陈州刺史，后落籍于此。他的儿子苏循，在唐昭宗时为礼部尚书，后迎合朱温建立了后梁，并在朱温登基中担任典礼仪式上的册礼副使，苏循的儿子苏楷仅任起居郎。后他们二人 投靠晋王李存勖，苏循任节度副使，苏楷为尚书员外郎。 其他地区的苏氏，如四川唐代时有苏涣，他与杜甫有较多的交往，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为进士，官至待御史，以刚毅正直，为政清明而留名于世。广东唐代有南海(今广州市)人 苏妙，年少聪慧，官至泉州刺史，以德政著称。 在新、旧《唐书》中，还有一些活跃在方方面面的苏氏族人 ，尽管记载简略，对其分布也可有一般的了解。比部郎中苏端，性格疏狂，他对司徒杨绾的谥号有异议，而被唐代宗贬为广州(有称“巴州”)员外司马。在南蛮有曩(nang)贡节度苏论，他应该是居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的唐代苏氏族人 。在德宗时藩镇朱讹手下任幕僚的苏玉，在朱讹自号“大秦皇帝”，并四处联系时被杀。西川节度副使刘辟，以梓州(今四川三台)拥兵而立，刘辟女婿苏强受命守成都，而被俘。苏强的兄长苏弘远在晋州(今山西临汾)为官，也受到牵连。贞元年间随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长期驻守今四川的苏（山危），作为别将受命平定东蛮。 苏（山危）还任（崔商）(qui，归)州(今四川西昌县一带)总管，在多次平叛中立功。唐后期朋党之争中，牛派首领李宗闵的女婿苏巢，进士及第，后经李党究赅，苏巢以“贡举不公”而成为牺牲品。在唐代的孝子中，有乐陵 (今属山东)的苏伏念、南陵(今安徽繁昌)的苏仲方。在唐宪宗时，在淮西留守吴少阳属下任判官的苏兆，经常劝他与中央合作，少阳死后子吴元济接任，他密谋起兵，而将有碍于他的逆行的苏兆缢死，宪宗皇帝追赠苏兆为尚书右仆射。敬宗时荆州(今属湖北)刺史苏遇以“决阴事”著称，为牛党宰相李逢吉赏识，而以苏遇为左常侍。唐末，蔚州(今属河北)刺史苏v，为北部边族沙陀所败，后在今河北灵寿，被人 所杀。在唐后期拥兵自立的吴元济手下有节度判官苏肇，在他的周旋下，常常向少阳晓以大义的杨元卿免遭陷害。 另外，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有术士苏嘉庆上言在京东朝日坛东置九宫贵神坛，被玄宗采纳并亲祀。在玄宗时还有为范阳蓟(今天津蓟县)令的苏孝愠。在吴元济淮西之乱时，有苏表向当时的宰相武元衡献上“破淮西策”，但未被采用。在隋唐的军队中，也有苏氏将兵。如在隋末揭竿为王的萧铣，他曾遣将军苏胡儿夺取林士弘的豫章，并由苏胡儿领兵据守。在唐初的对外征战中，总管苏海政参与对突厥的战事；以后他以飚海道行军总管的身份，主持了对龟兹的战事，杀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他还以沙州刺史的身份参与了对西戎的战事，在唐代初期已较有名气。在对西南吐蕃的战事中，神策副将苏太平戍守陇州(今陕西陇县)，并受命出救华亭。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武后，右监门卫将军苏孝祥作为平叛大军的后军总管，与徐军战于阿溪。德宗时，淮西吴少诚，又以兵反，诸镇将兵奉旨讨伐，神策将苏光荣受命守小激水(今河南临颖以南一带)，因各镇兵马步调不一，军阵溃决，仅苏光荣部有出色表现，宪宗时，苏光荣还以神策普润镇使出任泾州刺史、泾原节度使。此外，唐代时新罗“王之弟”为苏金添明；西羌的东女国清远王弟为苏历颠，他还受封为银青光禄大夫、试卫尉卿。 宋辽金元时期的苏氏播迁 苏氏铜山派重要人 物，在宋初任参知政事的苏易简，从“居翰林”时便来到当时的北宋都城汴京生活，苏易简数代均在汴京(今河南开封)生活，不仅有自己的宅院，还有自家的坟茔，易简的儿子苏耆，死后即归葬于“开封县宰辅乡中书村先茔”。易简的另一个儿子苏叟，死后也归葬于“开封县宰辅乡风池原先祖墓穴之下”。 到了易简的孙子苏舜元，在江吴一带任职后，死后即埋葬在润州丹涂县(今属江苏)五老山下。他们对家乡，也就是祖籍的印象已极为粗浅，其故乡情结，与隋唐时期重出身、重家世，自然是无法相比的。我们再以苏轼为例，自从苏家父子三人 走出四川后，除了苏洵死而回故乡眉山送葬外，其余的时间很少能回去，似乎已把常州作为养老送终之地，在那儿购置了房产，而且在那个并非故乡，也非任职之地居住了较长的时间，即使在死后，也没有“落叶归根”，而是选择了既非故乡，生前也很少生活过的“汝州郏城钧台乡上瑞里”，即今河南郏县作为终老之地。 苏氏在南方形成了福建、浙江、江苏，即南方苏氏分布格局的三大中心。每个省都有十余个地方，与苏氏有关，这在以前是极为少见的。这是因为在五代时期中原战乱时，有相当一部分中原士民南迁福建、浙江，如苏颁的先祖苏益便是这次南下移民的苏氏族裔之一，他们随王潮、王审知在福建建立了闽国，他们带去的中原先进文化，加速了当地的开发与发展。另一方面，南宋政权建都在杭州，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也使大批的高层士民集聚在当时的京城附近。 在金、元时期，由于辖区的原因，《金史》中的南方籍苏氏极少；而元代的苏氏，记载上以河北为代表的北方苏氏为主。 苏绎《浙东四明苏氏族谱源流》，写于元成宗大德丁酉(公元 1297年)。主要记述浙江四明(今宁波)一带的苏氏迁移情况。其主支谱系为苏忿生、苏建、苏嘉、苏纯、苏章。迁移路线也是河南、陕西、河北。苏章是个关键人 物，其后裔有苏味道，尔后居眉为眉山之苏。另一支为苏则、苏绰、苏瑰、苏益等，苏益随王潮人 闽为隰州刺史，居于温陵(今泉州)，为闽派之苏。有关主支谱系，多以正史史传人 物进行组合排列，尤其是将蜀派苏易简与闽派支系混淆，绝对是不可取的。但在苏洵以下的谱系，如苏轼四世孙为苏甲原，国学博士，余姚县尉，南宋灭亡后，隐居于四明之月湖。生子6人 ：苏江为直学，居董溪；苏河为学正，居余姚；苏淮为提举，居董溪；苏海为学正，居奉化；苏溪为乐正，居于鄞县。 苏基《重修同安苏氏族谱序》中，谈及在闽、粤地区苏氏的徙迁。其最早在仙游，以后又分居到同安田头，以及青礁。宋时分居虎溪，到明洪武时分迁太江、合浦。从太江分迁到碧浦、广林、松浦、洪福等地。以后又散居车田、黄山之麓、漳浦、南靖，以及广东海丰、东计、兴化等处，还有居住在上平、龙溪、海澄等地。
移居台湾香港 明代末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 (公元1624年至1662年)。荷兰殖民者鼓励东南沿海的大陆民众到台湾移民。祖籍福建同安的苏鸣岗(明光)明万历年间(公元 1573年至1619年)与入结伴到东南亚谋生，后定居巴达维亚，从事制糖业与商业，被当地华入公推为华入领袖， 清政府实施对台湾的管辖权，不仅大陆居民激增，台、陆间的贸易活动也日趋繁荣。 台湾商号林立，为协调行动，减少内耗，而形成了对某行业、某地区市场的垄断，建立了以大商入为中心的商业集团――“郊”，又称为“郊行”、“行郊”、“郊商”。在“台南三郊”中的“北郊”，拥有商号20余家，郊行内部组织系统完善，有董事、秘书长、总干事等，立纲陈纪，章法森严，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北郊”的核心是“苏万利商号”。 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实行了鼓励大陆移民开垦台湾的政策，从现存台湾的苏氏家谱中可以看到苏氏族入的入台始祖，大部分生活在清代。 来自福建汀州府永定县苏颂子苏诒后裔者，乾隆年间，有苏昌龙入垦台后里；苏禄进、苏乾秀、苏乾德入垦今新竹香山；苏章焕、苏周琮入垦今苗栗头份。嘉庆年间，有苏新长入垦今苗栗铜锣(铜锣湾)；苏进魁入垦今新竹芎林(九芎林)；苏湖宗入垦今桃园芦竹(桃仔园芦竹厝)。道光年间，有苏拔益入垦今苗栗公馆；苏成昭入垦今新竹关西；苏开全入垦今新竹东。 自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入台者，康熙年间，有苏嘉祉入垦今高雄湖内。乾隆年间，有苏武入垦今台北市土林区。嘉庆年间，有苏全、苏燕、苏道、苏由、苏忒、苏老、苏足七兄弟入垦今台中大肚。道光年间，有苏进入垦今桃园市；苏宗信入垦今台北淡水；苏圆入垦今台北三芝；同治年间，有苏振信入垦今嘉义朴子(朴仔脚)。 自福建泉州府南安县入台者，明永历时有苏泽恩入垦今台南安定(直加弄)。清雍正年间，有苏国浩入垦今台北汐止(水返脚)。嘉庆年间，有苏嘉骞入垦今台北市南港区。 自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入台者，康熙年间，有苏懋德入垦嘉义六脚(六脚佃)。乾隆年间，有苏彭进入垦今嘉义布袋，苏文清、苏文万兄弟入垦今台中清水(牛骂头)；苏克国入垦今台北淡水；苏昌启入垦今台北林口(树林口)。同治年间，有苏式月入垦今台南市。 自福建泉州府安溪县入台者，主要是苏结(苏颂从叔)派下。乾隆年间，有苏懋禄入垦今彰化市(米线)；苏明岩入垦今台北古亭区；苏光和入垦今台北汐止；苏其缘入垦台北泰山，苏兴存入垦今台北景美区。嘉庆年间，有苏清癸入垦今台北汐止。 自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入台者，乾隆年间，有苏共入垦今嘉义市。道光年间，有苏瑞祥入垦今台北士林区。龙溪苏氏，早在明万历初年，便有苏正顺携长子苏振文入垦今台南安定。 自广东揭阳县入台者，乾隆年间有苏笑入垦今嘉义市。广东大埔县，乾隆时有苏扬武入垦今嘉义民雄；苏挺秀入垦今苗栗公馆。 自惠州府陆丰县入台者，有苏朝尚入垦今苗栗三湾。嘉庆年间，有苏嘉七、苏嘉清兄弟入垦今新竹香山。 苏姓入住台湾，在他们的聚居地，有一些相关的地名，如云林县有“苏秦眉”、“苏秦村”；嘉义县有“苏厝村”，旧称“苏厝”、“苏厝寮”；台南县安定乡有“苏林村”、“苏厝村”，这些地名，有的还是现代行政村的名称，是苏姓早期活动轨迹的反映。
香港新界的原居民中，有苏氏分布。香港移民中，以广东人居多。苏氏也不例外，其祖籍有番禺、高要、顺德、南海、东莞等地，还有一些在美国侨居，后返港创业。
移居海外 《岩山衍派苏氏族谱》记载：从14世至21世中，每代都有苏氏族人向海外发展的记载。如14世苏光成，生于清康熙己巳年(公元1689年)，卒于乾隆丙寅年(公元1746年)，“往夷邦柬埔寨无回”。与苏光成同辈的苏光生，“往夷邦卒”；苏光辉，“殁于夷咖哕吧”；苏光端，“往外夷，不归”。15世中，苏祖庆，“往夷邦柬埔寨”；苏祖果，“殁于外夷”；苏祖春，“往暹罗”(今泰国)；其他如苏祖密、苏祖转、苏祖能、苏祖荔、苏祖迎等，“往外夷”，“殁于夷邦”，或“往外夷不回”，可见许多连具体的居住地，都不太清楚。16世中，苏德提，“因往暹罗邦”，即到今泰国。18世中，苏功龀(1867―1894)，“殁于岷邦”，即菲律宾。19世中，苏敷诲，“卒于岷邦”；苏敷鞣的续妻为“小吕宋”的罗丝；其他同宗兄弟，有“殁于双安南之埠”，或“殁于杏眼”，或“居夷邦”，总的来说都在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其20世、21世的苏氏族人，亦有十余人，远渡重洋，在东南亚谋生。从该族谱看，自清代康熙时期，直到清末明初，均有苏氏到海外发展。 《龙井苏氏族谱》记载：19世中，苏金讲、苏金认、苏金鹏等“葬南洋”。20世中，苏玉榜、苏玉相、苏冬水等“往南洋”。这两世的年代在1841―1915年之间，其中苏玉富，“南洋槟榔屿中华中学肄业”。 缅甸 苏氏在缅甸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仰光市的庆福宫建成于清同治二年(公元1864年)，石碑上所刻董事人有苏品堂、苏大江、苏永昌等。也就是在清代的同治年间(公元1862年至1874年)，旅缅的苏氏宗亲还在仰光建筑了“芦山堂”，又称“正简公宗祠”。在缅南重镇毛谈棉也设有“芦山堂”，堂联为：“芦山南渡衍派分支溯源祖国”，“山川北向钟灵蕴结发展他邦”。在勃生、毛礼两地有苏氏宗亲居住，并成立了苏许连联宗会以及“三季堂”。
菲律宾 除在首都马尼拉外，在南吕宋区、中吕宋区、北吕宋区、美骨区、三描礼智区、宿务区、怡郎区、加帛示区、岷（艹阑）佬区，不仅居住有苏氏宗亲，而且还有相应的地区组织，这些组织总汇成“菲律宾武功苏氏宗亲会”。该会创立于1937年，二战时暂停会务，二战后恢复会务活动，并租赁民房为临时会所，1962年在岷市那位亍，专置两层木质楼房，作为新会所，直到1994年建成了砖石结构的永久会所、至今，宗亲组织也已有40余届。其苏氏组织机构庞大，并承办了世界苏姓宗亲组织的筹备与成立大会。菲律宾的苏氏宗亲多次组团到大陆寻根。苏世庆作为菲律宾武功苏氏宗亲会理事长，以及世界苏姓宗亲总会的首届理事长，在各国苏氏宗亲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新加坡 早在1929年便专门成立了 “芦山公所”，二战后又正式成立了“新加坡苏氏公会”，他们在每年的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苏颂安葬日，都要举行聚餐联欢会。新加坡的苏氏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群体，仅1992年，全年发展的宗亲会员达到107人。新加坡的苏氏活跃在当地的许多领域，在房地产、金融、餐饮业，服务业等均有苏氏的身影。苏晋兴获得了总统颁赐的“公共服务星章”(BBM)，苏全兴也获得了总统颁赐的“公共服务奖章”(PBM)。 泰国 苏氏以广乐潮汕地区为主，广东籍主要分布在潮安、潮阳、东莞等，福建籍分布在同安、晋江、龙岩等地。泰国苏氏主要居住在首都曼谷，在北榄府、吞府、京都府等均有分布。泰国苏氏主要活跃了经济领域， 马来西亚 在一些地区也设立了宗亲组织，这些地区以及全国性的宗亲组织，均为苏、许联宗。 越南、柬埔寨、印尼均有苏氏分布，有的也成立了苏氏宗亲组织。 韩国 苏姓人数就有24288人，韩国苏姓的始祖为高丽国吏部尚书苏继芩。在美国，加拿大也有苏氏宗亲的身影。 非州 苏氏宗亲，他们有的是以东南亚移民非州，有的则是从祖国大陆远渡重洋的淘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