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元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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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元荣的个人简介

丘元荣(1897-1978年),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著名的客籍华侨实业家、慈善家和爱国侨领。其传略曾分别于1940年加载《荷属东印度概览?现代名侨人物志》、1996年加载《广东省志?华侨志》和2001年加载《梅州...

基本内容

丘元荣(1897-1978年),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著名的客籍华侨实业家、慈善家和爱国侨领。其传略曾分别于1940年加载《荷属东印度概览?现代名侨人物志》、1996年加载《广东省志?华侨志》和2001年加载《梅州市华侨志》。

丘元荣,1897年出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长教村,年幼时就读于乡村中的“永捷学校”,勤奋好学,笃实敦厚,深为巴达维亚中华会馆创办人丘燮亭叔父之赏识。1913年,十六岁的丘元荣应叔父之叮嘱壮志南来,初在叔父创设的“联兴公司”当店员。其时任巴达维亚中华总商会会长的丘燮亭叔父为历练侄儿的才智,便让他从店员做起,以协助叔父料理商务。当时,聪颖过人的丘元荣亦深悟“无商不富”、“万丈高楼平地起”、“古今凡做大事者必先从小事做起、从基层做起,以积累经验”等道理,于是他在工作中刻苦耐劳、虚心请教,并参加“华文夜校”的补习以提高中华文化程度进而博览群书,增长知识。

果然,经过多年的磨练,丘元荣在叔父的精心栽培下,于1930年自行创立“荣盛有限公司”,专营棉纱、布匹、丝绸、汇兑,生意红火。旋在印尼泗水、井里汶等地设立“荣盛分公司”。随后,又创办“联荣公司”和“新光织造厂”,业务发展到新加坡、曼谷、香港、上海及印尼各埠,可谓运筹帷幄,操奇有计,驰骋商场,乘风得意。值此事业有成之际,他更是高瞻远瞩,看准上海、香港是国际市场的商贸中心,商机无限。于是,他与堂弟丘陶荣、丘佐荣(即先叔父丘燮亭之公子)一起通力合作,在上海和香港先后合股创设“荣南兴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事业如日中天。与此同时,他又在上海开办“巴华笔厂”,生产之两用笔前为自来钢笔后为毛笔,美观实用,风行一时。这是客籍侨商进军大上海及“东方之珠”的香港商界货阜财丰的明证。

丘元荣为了报效桑梓的养育之恩,于1941年独资在梅县家乡创办“梅县华侨玻璃厂”,以支持家乡的经济发展。他还在梅县丙村墟设立“荣达分公司”,经营杂货,为中小学生和赴墟的民众提供方便。

丘元荣在商贸业上锐意经营,长袖善舞,成为印尼华侨工商界之巨子。他深知,二十世纪为竞智时代,亦是群策群力之时代,应谋取华侨商务之发展,戳力实施。于是,他首倡巴达维亚华侨公会并出任首届会长。1934年,荷印政府仍施行输入限制政策,丘元荣乃出面组织荷印华侨输入商总会,得到众侨商的响应,被推为首任主席并蝉联第二任主席。自有该会以来,华侨输入商受益不少,凡有关于输入商之公共事件,均可在会内商定议决。当时,荷印华侨输入商总会还在泗水、望加锡、三宝珑设有分会。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件,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侵略中国,遭到民国政府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和人民的英勇抵抗。国难当头,凡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均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抗日卫国,谱写了中华儿女艰苦卓绝、浴血奋战、抗敌却暴的辉煌篇章。身为炎黄子孙的海外华侨在世界各地纷纷成立“华侨捐助祖国慈善委员会”,发动侨居地的华侨捐款赠物,或派遣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回国投身于抗日洪流。富有“实业救国”远大抱负的丘元荣当即与各爱国侨领在巴城成立“荷印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被公推担任主席。他公而忘私,竭智尽心,号召全体侨胞踊跃输将救国,督导侨胞捐献源源汇回祖国,对振奋抗日士气,功绩卓著。当时,民国政府发行5亿元的抗日救国公债,丘元荣积极响应,当即以“荣盛公司”名义认购6万元,一时传为佳话。1938年10月,星洲举办“南洋各属华侨代表大会”,丘元荣被推举为巴达维亚首席代表率团赴会。

由于丘元荣在侨居地为祖国抗日赈灾贡献良多,应民国政府之特别邀请,返国到重庆陪都开会,受到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接见,褒奖有加。其时,他在梅县雁洋长教村为母亲温样妹做“七旬晋一”祝寿华诞,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最高统帅蒋介石以及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等政要相继题词祝贺。由梅县县长梁国材从县城专程将国府政要的贺匾送到离城30多公里的山村。当年,丘元荣慷慨解囊捐献10万元,连同其母70大寿所收到各界礼金20万元共30万元捐给祖国抗日赈灾,此善举受到民国政府表彰。

民国廿七年(1938年),丘元荣担任巴达维亚中华商会会长、华侨公会会长、荷印华侨输入商总会主席、荷印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还担任中华会馆顾问、巴城义平学校学务委员长、巴城养生院副主席等职。可谓商界翘楚、侨团领袖,才名并重,声美月华。1941年,他被重庆国民政府委任为“海外部委员”。

1942年,日本侵略军南侵,雅加达沦陷。日寇获悉丘元荣爱国抗日,便穷凶极恶地将他与全爪哇之侨领共500多人一起关入集中营拘禁,并将他主持及投资之4家公司、1间工厂强行接管,内中的存货、财物等全为日本侵略军掠夺一空,仅布匹一项就达1千多箱。在集中营拘禁期间,丘元荣与司徒赞(广东开平县人,曾任巴达维亚华校教师公会主席、荷印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文书主任等职)等多人,被日寇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普天同庆,欢呼抗日战争胜利。丘元荣与全爪哇被拘禁在集中营的500多名侨领一同恢复自由。他热心社会公益之精神,并未因日寇残酷打击而消沉,反而愈益奋发。在大团结的感召下,他积极联络雅加达的福建会馆、广肇会馆、华侨公会、洪义顺公会及新明会等各社团联合组成“中华总会”,他被推举为首任主席,领导全体华侨共谋福利而不懈努力。当时,印尼各岛交通尚未恢复,百业萧条,战乱频仍,各地动烫不安,受难侨胞流离失所,逃难到雅加达者甚多,亟待施救。当丘元荣目睹难侨流落街头的惨状心急如焚,当即放下自身生意,组织人力全力施救,在中华总会下属特别设立“救济股”,专办难侨救济事宜,经办食堂,寻觅住地,先解决流离失所的侨胞之温饱问题。同时,他向当时政府力陈建议,请求拨出专款救济,对难侨分发物资或现金受惠,从而使2万余户10多万难侨得到救济,或安置于雅加达居住,或返回原居住地谋生。此一善举,为同侨们津津乐道,传为口碑。

继后,时局动荡,丘元荣刚毅忠贞,坚持立场,虽迭遇困难时受威胁,仍坚贞如故,其威武不屈、维护自由正义之精神,为国内外人士一致钦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丘元荣面对百废待举,应以经济复兴为本,振兴华教办学育才亦为重要。于是,他与同甘苦共患难的司徒赞等侨贤,在福建会馆、华侨公会、广肇会馆等侨团支持下,积极筹办雅加达联合中学,后易名为“华侨公立巴城中学”,他任巴中第二届董事长。他还协助创办中山中学和印华高等商业学校,并兼任八华学校董事。他还于1949年、1951年至1958年分别担任雅加达养生院四届副主席,为社会公益事业殚精竭虑。 1948年7月12日署侨务委员会委员。

谁料,时移世易。1952年,他与堂弟陶荣、佐荣在上海合股的“荣南兴公司”,被“极左路线”划为“官僚地主”而被强行没收所有货物和财产。

1958年,印尼苏门答腊岛兵变,苏加诺总统发布戒严令进入紧急状态。昔年抗日爱国获蒋介石接见褒奖的荣耀,竟被卷入事端。旋即,曾因抗日救国而被日本侵略者关进集中营近三年的丘元荣,这次又蒙不白之冤被印尼军队拘禁监狱达一年半。他在雅加达的“荣胜公司”亦惨遭查封,一年半解封后只得忍痛拍卖。

丘元荣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经商发迹后,他经常说:“操经济权衡者,不患散财之多,但患生财无方;能生财,则愈散而愈聚。”又说:“来于社会之财,要须用之于社会。”故他数十年来能散财以赈灾,能输财以为国,一向热心侨居地及桑梓的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功勋卓著。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丘元荣情系梅州家乡的文教公益事业,积极支持梅江桥、锦江桥、梅东桥三座大桥的兴建。1931年,他闻讯梅城兴建梅江桥当即捐款资助。1937年他由印尼回乡省亲时,与丙村的父老乡亲商议兴建丙村锦江桥,被推举为建桥名誉董事长。在第一次董事会议上,他与堂弟陶荣、佐荣3人即席认捐3个桥柱和桥面的建筑费,对建桥所需的水泥、钢材,由其香港的“荣南兴公司”负责购运,建桥的其它费用则由其堂兄弟3人负责在南洋募捐,使该桥得于1948年建成通车。而兴建松口梅东大桥时,他除认捐1孔整体之费用外,并协助在雅加达筹款支持建造。1939年秋,香港南华学院设在梅县,院长钟鲁斋赴雅加达募捐,丘元荣带头捐款并积极协助筹募。1941年他被推举为南华学院副董事长。1949年梅县松口国光中学筹募建校资金,派员到南洋筹款,得到丘元荣等侨贤的大力支持,集资了20余万元。此外,梅县东山中学、丙村中学(前身为三堡学堂)、华侨中学建校舍,他亦鼎力襄助。

1978年5月2日,一代闻侨丘元荣在印尼雅加达逝世,享寿82岁。当时,雅加达中华商会、留台同学会、侨务委员会委员、孔教会、中华航空公司雅加达分公司等领导成立治丧委员会,于5月11日举行堂奠旋安葬于文登坟场。正是:“致富万金为实业界中泰山北斗;斯人千古是货殖传上端木陶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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