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的个人简介
申不害(约公元前385～前337) ，亦称申子，郑韩时期人物(今河南新郑)人。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在韩为相19年，使韩国走向国治兵强。作为法家人物，以“术”者称，是三晋时期法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申不害 - 个人概述
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卒于韩都（今新郑）。其著作《申子》 ，已失传，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别人引用的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只有《群书治要》卷三六所引《大体篇》。
申不害少年从学黄老（黄帝、李耳），以为“人法地、地法天、天发道、道法自然。”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并且可以互相转化，如“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等。主张国君依法治国，实行严刑峻罚，以术驾御群尘，操生杀之权。
郑国灭国之时，申不害年岁约在20～30岁之间。作为一个亡国之贱臣，申不害可能杂学诸说。因为在他之前的管子、李悝、慎到的学术理论中都有“术”的成份。有人根据申不害思想中有道家思想的痕迹，认为他是由道入法。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把他的思想仅归为道法两家。申不害“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擅长于黄老刑名之术，主张将法家的法治与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结合起来，是法家中主张“术治”的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在韩国的改革主要是“修术行道”，“内修政教”，即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
申不害 - 相韩之前
申不害原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东南京襄城）人，曾为郑国小吏，韩哀侯二年（前375年），韩国灭掉郑国，遂成为韩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
韩昭侯四年（前354年），素与韩有隙的魏国出兵伐韩，包围宅阳（今郑州市北）。面对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韩昭侯及众大臣束手无策。危急关头，申不害审时度势，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见魏惠王。申不害说：我们“非好卑而恶尊”，也“非虑过而议失”，而是要解国家危难，最好的办法是示弱。“故降心以相从，屈己以求存也。”今魏国强大，鲁国、宋国、卫国皆去朝见，您执圭去朝见魏王，魏王一定会心满意足，自大骄狂。这样必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 《战国策?韩策三》 ）韩昭侯采纳申不害建议，亲自执圭去朝见魏惠王，表示敬畏之意。魏惠王果然十分高兴，立即下令撤兵，并与韩国约为友邦。申不害亦由此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逐步成为韩昭侯的重要谋臣，得以在处理国家事务上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干。
公元前353年，魏国又起兵伐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派人向齐国和韩国求援。韩昭侯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询问申不害，应如何应对。“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战国策?韩策一》）担心自己的意见万一不合国君心意，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惹火烧身，便回答说：“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就是说这是国家大事，让我考虑成熟再答复您吧！随后，申不害不露声色地游说韩国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晁，鼓动他们分别向韩昭侯进言，陈述是否出兵救赵的意见，自己则暗中观察韩昭侯的态度，摸透了韩昭侯的心思。于是便进谏说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果然“大悦”，即听从申不害意见，与齐国一起发兵讨魏，迫使魏军回师自救，从而解了赵国之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
韩昭侯从申不害处理外交事务的卓越表现及其独到的见解，发现这位“郑之贱臣”，（《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原来是难得的治国人才，于是便力排众议，于公元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以求变革图强。
在申不害相韩之前，韩国也曾进行过改革，但由于改革不彻底，政治上造成一些混乱。“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改，而后君之令又下。”（ 《韩非子?定法篇》 ）一些贵族官吏便乘机欺上瞒下，各自为政，导致吏治腐败，国弱民贫。针对这种情况，申不害“学术以干韩昭侯”（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主张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并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
申不害 - 修术行道
“术”是讲国君如何控制大臣、百官，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手腕、手法，也就是权术。正如刘泽华先生所说：“术不同于法，法的对象是全体臣民，术的对象是官吏臣属；法要君臣共守，术由国君独操；法要公开，术则藏于胸中；法是一种明确的规定，术则存于心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其核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任免、监督、考核臣下之术，史称“阳术”，这就是《韩非子?定法》篇所说的：“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二是驾驭臣下、防范百官之术，人称“阴术”。
申不害主张君主“无为”，但大臣必须有能力，而且要有为。他主张任命官吏必须名实相副，即根据官吏的职务要求（名），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力胜任（实），然后才能授官。而不是根据出身血统、也不是根据与君主个人关系的远近授官。要求管经济要会管经济，管司法的要管好司法，管军事的要会用兵打仗，管行政的则要懂行政、用人，任何人都不能滥竽充数。这是对世卿世禄制的否定。
“操杀生之柄”，要求君主掌握生杀大权，强调君主在国家政权中的独裁地位，要求臣下绝对服从君主，即“尊君卑臣”。君主要独断，要把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绝不能大权旁落。具体工作可以交给臣下，国君不必事必恭亲。
“课群臣之能”，则是对群臣进行监督、考查、防范。国君任命了臣下，理所当然地要求臣下忠于职守、严格遵守法令，并要防止臣下篡权夺位。因此臣下是否真正胜任所担负的任务？工作业绩如何？其属下臣民有何反映？有没有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现象？有没有人要搞阴谋诡计？所有这些都必须进行考查。这是保证行政工作效率和国治民安的重要手段。以上主要是“阳术”。
但只有“阳术”还不够，还必须有“阴术”。因为做国君是天下之大利，人人都想取而代之。“天子轮流做，今日到我家。”这是从古至今的一句口头惮。君主要集权，某些权臣、重臣也会想揽权、篡权。因此，在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防止某些权臣专权、揽权，甚至进行篡权活动就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国君善于控制臣下，及时发现臣下的毛病和阴谋。为此，君主就需要设一些耳目，及时了解、掌握臣下的情况，后来就发展到搞特务活动。
申不害在韩国实行以“术”为主的法制，经过１５年改革，加强了君主集权，使韩国“国治兵强”，政治局面比较稳定，国力也有所增强。但实行这种政策也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即“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术”取决于君主本人的才能，君主本人比较正确，有能力，国家就会比较兴旺；相反，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老百姓就会遭殃。正因为申不害与韩昭侯用“术”有余，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韩昭侯一死，韩国很快又衰落了。但申不害重“术”的法制思想却为历代封建帝王加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也为一些人搞阴谋诡计开了先河。
申不害 - 徇私谋官
申不害还反对立法行私。“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天道常正，是以清明。”认为国君既要掌握驾驭群臣的“术”，又要做到正直无私，这样臣下才能忠于职守。他曾对韩昭侯说：“法者，见功而行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然而， 《战国策》中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一个官职，韩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韩昭侯说：“这可是从你哪里学到的治国之策啊！你常教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以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建立功业的兄弟封官，我是答应你的请求而抛弃你的学说呢？还是推行你的主张而拒绝你的请求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对申不害“请仕其从兄官”这件事，史家历来多有微词，有说其虚伪投机的；亦有说其推行“法治”不坚决的，但从申不害重“术”和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来考察，倒不如说这是他对韩昭侯的一次试探，正是韩昭侯对“徇私谋官”的严正态度，使申不害看到韩昭侯真是一位有作为的贤明君主，从而坚定了助其变法革新的决心。
申不害 - 变法改革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 《太平御览》引）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 《申子?大体编》 ）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 《战国策?韩策一》）的说法。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申不害 - 学术思想
申不害的学术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的影响，但他的直接来源是老子还是慎到，不得而知。但他的哲学思想与慎到有极相似之处，他们都遵循老子的大统一哲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申不害认为，自然运行是有规律的，也是不可抗拒的。他认为宇宙间的本质是“静”，其运动规律是“常”。他要求对待一切事情应以“静”为原则，以“因”为方法，“因”指“因循”，“随顺”。“贵因”指“随事而定之”，“贵静”的表现就是“无为”。申不害把这些原则用于人事，构成他的社会哲学思想。“无为”主张的渊源即《老子》的“绝圣弃智”，申不害的“无为”，要求的是君主去除个人作为的“无为”，以便听取臣下的意见。但是，申不害仅仅把这种“静因无为”的哲学思想用于“权术”之中。
为了完善这种方法，他进一步发挥《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要求君主“示弱”，决不是指君主无所作为，只是君主决策前的一种姿态。在关键时刻，申子要求君主独揽一切，决断一切。申不害的哲学思想，是君主哲学，是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由道家的“天道无为”演化发展来，是他的法家“权术”思想的基础。申不害主“术”，但他所说的“术”，是在执行法的前提下使用的，而“法”又是用来巩固君主统治权的。因此他并不是不讲“法”与“势”的。
关于君主的权势，申不害认识得很清楚。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情形下，君主专制是最能集中全国力量的政权形式，也是争霸和自卫的最佳组织形式。他说：“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令是权力的表现，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势”能。“权势”是君主的本钱。
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秤轻重。”为了说明“法”，他提出“正名责实”的理论。“正名”主张，首先由孔子提出。申不害吸收了这个主张，是名分等级，不得错乱。与孔子“正名”不同之处在于包括责任、分工的内涵。申子“正名”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主处其大，臣处其细”的大原则，而且把这个原则具体化，即把名分按实际情况规定下来，然后进行任命，听取意见，检查监督。
申不害的“名”，主要是政治概念，他的“名”是法的等值概念，是为人君制定的工具。所谓实，也就是君主给臣下规定的责任和职权，是臣下遵从君主的规范。申不害本来是劝戒君主发号施令要慎之又慎的，但其效果是加强了君主的个人专制。申不害找不到如何提高君主权威，而又能制约君主的方法，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
什么是“术”?申不害没有明确规定。“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开的，是臣民的行动准则，而术却是隐藏在君主心中，专门对付大臣的。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既然如此，君主仍要对付大臣是由复杂的社会斗争所决定的。春秋战国时，臣下弑君，酿成习气。现实告诉申不害，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民众或敌国；而是来自大臣。所以他一再告诫君主，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
申不害认为，君主有了势，定了法，其地位还不是稳固的，必须有两面之术，不然势与法就会变得威严而不受用，刻板而不通达。如果以术来联通势与法，就如虎添翼，无论动静，都会使臣下慑服。他的术分两类，一类是控制术，像前面提到的“正名责实”，就是讲规定职责，考校监督的。还有如君主以静治动的，无为而治的，这些属于领导管理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类是搞阴谋，耍手腕，弄权术。
玩弄权术，当然不是自申不害开始，但他是第一个在理论上的系统研究者，这在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很受历代统治者的喜爱。但从本质上说，无补于稳固政权。因为既然有驭臣之术，必有欺君之方，尔虞我诈，你争我斗，加剧了政权的不稳定性。
申不害研究术，有正面的领导控制方法，也有阴谋诡计，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否道德，但可以说，他的思想和研究是可以启迪后人的。
申不害 - 个人作品
《申子》即战国时期法家申不害的著作。申不害(约前385～前337)，郑国人。曾为韩昭侯相，十五年间，国治兵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申子“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两篇，故名《申子》”。 《汉书?艺文志》载《申子》六篇。据《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讲：“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二篇已备。”可见只是分法不同。该书已失传，从《汉书?宣帝纪》颜师古注知有《君臣篇》 。 《淮南子?泰族》讲：“申子之三符”，不知是篇名还是仅指符验之术。唯《大体篇》保存于《群书治要》第三十六卷。另有马总《意林》收集了申不害的一些言论，共六节。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申子》辑本，已非原貌。
申不害 - 人物评价
申不害以术治国，对韩政权的巩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后世帝王在其统治政策中，也或多或少地用申不害的术去治御臣下，从而加强帝王的权力。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申不害的变法成绩做出了肯定，说申不害在韩国变法的十几年里，国家太平、富强，兵力也非常强大，使得别的国家对韩国不敢有吞并之心。而且，韩国还扩大了自己的疆土。公元前353年，韩国攻打东周，占领了好几个城池，公元前346年，韩国又和魏国联合出兵，占领了楚国的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因此，申不害是历史上一个不容忽略的改革家，尤其是他提出的官员考核制度，给后代的君主选拔官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