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孟奇的个人简介
帅孟奇，1897年出生于南省汉寿县，6岁进私塾馆读书，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月，中共汉寿县委成立，任县委委员，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后，任中央妇委秘书长。1949年3月，当选为全国妇联常委兼组织部长。1949年7月调中央组织部工作，先后任干部处副处长和外交外贸处副处长、处长。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还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98年4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101岁。她是中共高级干部中的第一个百岁老人。
个人简介
帅孟奇1897年1月3日出生于汉寿县东乡陈家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岁进私塾馆读书，后就读于乡办小学和长沙周南女校，因家境贫寒中断学业。1913年到常德女子工业传习所学习织布，入平民工厂当工人。1915年回乡帮助家里织布种地。五四运动期间，在丈夫许之桢的影响下，阅读《湘江评论》、《新青年》等进步刊物。1921年到汉寿县新办的一所女子小学任教，结识了许多思想进步的教师。1922年筹建汉寿县女界联合会，创办民益女子职业学校。1926年6月，由詹乐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中共汉寿县委成立，任县委委员，组织农会，成立妇女协会，建立儿童团，打击土豪劣绅，惩治恶霸，开仓济民，成为汉寿县很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她装扮成讨米的农妇，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在武汉找到了向警予，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夏,在回国的船上巧遇周恩来，得知党在上海的秘密接头地点，她很快找到了党组织。中央派她到武汉长江局任秘书,到浦东区从事工运工作，先后任浦东、沪西区委和江苏省委妇女部长。在上海以做工为掩护，深入到纱厂、丝厂的工人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工人组织反帝大同盟，支援十九路军抗日作战。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她机警、巧妙地同敌人周旋,涉难历险,毫无畏惧。1932年10月10日深夜，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监狱里，敌人施用了种种酷刑，坐老虎凳，砖头加到6块，她晕厥过去；踩杠子，她的左腿骨被压折；灌煤油，她呛得七窍流血,左眼失明。她忍受了非人的毒刑，视死如归，保守了党的秘密。她坚贞不屈的革命情操，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令人钦佩。
1933年1月7日被判无期徒刑，押往南京“模范监狱”，1937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她得知女儿被敌人毒死，母亲被逼疯，父亲被逼得背井离乡，在莫斯科的丈夫从报纸上看到她“牺牲"的消息后,已另组家庭。她正视人生的不幸,革命意志更坚强。1937年底，她到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任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负责机关日常工作，兼管妇女工作和党员训练工作，到常德、汉寿、益阳等地指导重建党的组织。1939年2月，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后为正式委员、常委),兼任常(德)、益(阳)中心县委书记，领导益阳、常德、汉寿、沅江、桃源、临澧、澧县等地的革命斗争。1939年冬，当选为湖南省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前往延安。在延安，先后任中央农委政治秘书兼总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委委员兼物资局支部书记。还受命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甄别委员会主任,怀着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经过艰苦深入的工作，实事求是地为80名在“抢救运动”中受冤屈的同志甄别平反，使这些同志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
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后，任中央妇委秘书长，参与主持妇委的工作。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常委兼组织部长。同年7月调中央组织部工作，先后任干部处副处长和外交外贸处副处长、处长。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还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近20年，始终遵循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坚持真理，一身正气，秉公办事,给党内外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家庭生活
父母指腹为婚帅孟奇，湖南省汉寿县东乡陈家湾人，生于 1897年1 月3日。因为她是父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所以家里人都叫她大姐。父亲帅惊白，早年东渡日本深造，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学成归来，与黄兴等志同道合者一起闹革命。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省教育司科长等职，目睹当时政治腐败，国难当头，愤而弃官还乡，在故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母亲许云秀贤惠勤劳，待人和善，尤善于操持家务。
正是帅孟奇的母亲，促成了帅孟奇与她的表弟许之祯的婚事。怀有身孕的许云秀对一位同在怀孕的远房亲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是我生下个女娃，你生下个男娃，等孩子长大了，就让他们成亲吧。”
帅孟奇7岁起就在许家同许之祯一道读私塾。在众多表兄表弟中，她最喜欢聪明伶俐的表弟许之桢。每当放了学，帅孟奇就带许之祯到河边钓鱼虾、捉蝴蝶、讲美妙动听的故事。只要一有空，许之祯就扯着帅孟奇，姐姐、姐姐喊个不停，不是让她讲故事，就是让她教自己读书写字。帅孟奇也乐意帮助他，乐意和他一起玩。当寒暑假回家的时候,许之祯总是流着眼泪送走帅孟奇，帅孟奇也含着泪水回家。1909 年，许之祯的父亲去世，将许之祯托付于姑父帅惊白。帅孟奇、许之祯两人走得更近了。
1913年，许之祯在姑夫的资助下，考入长沙甲种工业学校学习。而帅孟奇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回家，帮母亲干些农活。离别那天，帅孟奇送许之祯上路。他们肩并肩，沉默地走了一程又一程。就在那充满深情厚谊的沉默之中，两人品尝到了爱的甘甜。
1917年，帅孟奇和许之祯结婚了。一年后，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给女儿起名叫许端一。
女儿给他们带来甜蜜和欢乐，也给他们带来困难和劳累。帅孟奇带着孩子在家乡种田，每天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有一点空闲。她终日辛劳，省吃俭用，支持许之祯完成学业。
见到久别的丈夫，激动得热泪盈眶
许之祯在长沙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又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他跟李达学过日语，并结识了陈独秀。1919年，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跟随陈独秀、李达等人一起战斗。这期间，许之祯常给帅孟奇写信，讲些革命道理，也寄些进步刊物，如《新青年》、《东方杂志》等，这使帅孟奇开始受到马列主义的启迪。
1920年秋，帅孟奇携带女儿离开家乡进入汉寿县城，经人介绍在一所幼儿园当保育员，不久，又在一所小学教珠算课。在县城，她结识了黄易瑜、陈才翠等进步女青年。她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教育救国、妇女解放等问题，并在县里宣传妇女解放思想，要求男女平等。
1921年3月，许之祯受上海党组织的派遣去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在异国他乡学习的许之祯，尽管学习紧张，却依然每月给妻子写信，讲他在莫斯科的见闻。帅孟奇也常给他回信，谈论汉寿城乡的斗争，讲述自己和女儿的生活情形。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信息，交流着思想。
1924年许之祯回国后一直在湖北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春，帅孟奇在汉寿县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中共汉寿县委领导小组成立，她被吸收为小组领导成员。两人相距遥远，只得鸿雁传书倾诉思念。1926年7月，许之祯由武汉回家探亲，帅孟奇见到久别的丈夫，激动得热泪盈眶。
丈夫另组家庭不料，形势突变。在国民党第35军军长何键的阴谋策划下，驻长沙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于1927年5月21日发动了残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马日事变”。一时间，血雨腥风降临长沙，汉寿县城也形势危急。夫妻二人受到通缉，不久就被组织上先后送到苏联学习。两年后，帅孟奇回国，继续革命。没想到，她和丈夫许之祯在异国他乡一别，从此竟永远断绝了夫妻缘分。
1930 年，帅孟奇回国后不久，遵照中央的指示，到武汉长江局任秘书，后来又到上海，在浦东区做工运工作。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她投入了党的地下活动。
1932年10月10 日，帅孟奇在与闸北区新任妇女部长接头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她遭受了极刑。敌人往她鼻子里灌煤油。灌完一壶又一壶，灌得七窍流血，左眼失明；上老虎凳，给她加了三块砖，又加到四块、五块、六块。她眼前发黑，昏厥了过去。敌人又压木杠子，硬是把她的右腿骨压断了。据革命家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当时，党中央以为帅大姐已经壮烈牺牲。但帅大姐在难友们的照顾下坚强地活了下来，终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释放政治犯时获得了自由。”
帅孟奇出狱后，面对的竟是家破人亡：她的全家被她受牵连，父亲被逐出湖南省，流落异乡教书；年仅13岁的独生女许端一被敌人毒死；母亲急疯了，贫病交加，不久也离开了人世；丈夫许之祯在苏联工作，与妻子多年音信不通，以为她死在狱中，就另组织了家庭。
社会评价
党和人民尊敬的“帅大姐”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我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
李锐诗云：
大姐骄吾党，高风举世宗。
刑庭知铁骨，正气贯长虹。
沥胆披肝剖，先忧后乐中。
耄年参盛业，回首一生雄。
成就
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帅孟奇自始至终遵循党中央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对干部没有亲疏之分。她平易近人，接近群众，许多干部都愿意向她反映问题，她利用同人谈心的机会顺便了解各部门干部的情况。她常常说，了解干部要听取领导干部、普通干部和群众多方面的意见，才能对干部有全面的认识。人是变化的，犯过错误的干部可能因吸收教训而转变为好干部；做出成绩的干部也可能因骄傲自满而变得狂妄自大，所以考察干部要踏踏实实，经常考察，绝不要凭印象主观臆断，也不要听一面之词就信以为真，要多听各种意见。
她知人善任，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每个干部的特长。
她大公无私，坚持实事求是，在政治运动中敢于仗义执言，保护干部。“三反”、“五反”打“老虎”时，她根据中央组织部的实际情况，提出要实事求是，没有“老虎”，就不要硬打；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前，中央征求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意见，河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主席薛迅主张统购统销不要统得过死，给农民留一点余粮在集市出售，一些同同志认为她“右倾”，给她扣上“反对统购统销”的帽子，还要开除她的党籍。帅孟奇坚持实事求是，在中监委讨论薛迅问题的会上，同钱瑛一道力保薛迅，才保住了薛的党籍，但薛迅仍受了降职使用的处分，一直到1990年才彻底平反。1957年反右时，中组部要将处交外贸处办公室主任郭腾云划分为右派，说他支持了两张给部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帅孟奇坚决反对，但她是少数，未能使郭腾云免遭不幸。帅孟奇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从不随风倒，她心中自有一杆秤，那就是党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帅孟奇要求干部说真话，不说假话。她认为基层干部如实反映情况，上级领导才能作出正确决策；上级的决策不符合实际情况时，下级干部敢于直陈意见，才能有助于上级及时改正。她提倡讲真话，自己也身体力行，因此各地干部都愿意向她反映问题，有心里话，也愿意向她倾诉，在她面前说错了也没关系，她会善意开导，直到她耄耄之年，离休以后，还有人愿意来向她反映问题，因为她敢于向中央领导反映真实情况。
帅孟奇严于律已。身居要职，从没有特权思想，从不谋取个人私利。她身为中组部副部长，掌握人事大权，从未有自己的亲属安排过工作，谋取过一个职位。刚解放时，家乡的几个侄儿、侄女想让她替他们找个工作，她语重心长地教育他们，共产党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旧社会的腐败习气都不能学，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新中国刚建立，百业待兴，正是用人的时候，要他们努力学习，靠自己的本事去报考。她的一个侄儿1953年考入山西榆次经纬技校，毕业后分配在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工作，他思想进步，工作努力，在工厂做组织工作和青年团工作。1956年，纺织工业部从基层造调政工干部，他够条件。帅孟奇得知后，阻止调他。帅孟奇认为，自己在组织部工作，即使侄儿符合条件，在这种敏感的问题上，也应该回避，不要在群众中造成误解，给党带来影响。
这样一位处处严于律已，廉洁奉公，一心为党工作的好干部，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磨难。1968年4月，康生点名，帅孟奇被诬指为“判徒”、“特务”、“里通外国的内奸”而挨斗、受审，被关在卫戍区监护了7年。在这2500多个日日夜夜里，她与世隔绝，不能见到一个亲友，甚至被剥夺了人生权利，忍受着人格的侮辱。1975年5月，又被流放到江西萍乡，并被宣布为“叛徒”，开除了党籍。
这10年中，帅孟奇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但她不愧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她相信邪恶压不倒正气，共产党不会被坏人摧垮。1976年元旦，面对窗外早春来临前的气息，她写了一首诗：
一度梅花一度春，傲雪战雪迎春来，
漫山萌芽向阳发，粗杆老梅绿叶生。
她坚信寒冬终将过去，春天必将到来。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
1978年，帅孟奇得到彻底平反，她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任中央组织部顾问。她不顾80高龄，一如既往，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中去。1981年2月，主动向中央申请辞去领导职务，9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9月离休后，将满腔的热情和爱心倾注到对青少年的教育、对青年干部的培养和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上，还将多年省吃俭用积蓄的5万多元钱，一笔一笔地捐给了“希望工程”和社会福利事业，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简朴。1996年1月3日是她的百岁寿辰,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亲自到北京医院看望这位中共高级干部中的第一个百岁老人，对她的革命业绩和奋斗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1998年4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10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