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以忠的个人简介
司以忠，字尽三，男，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生于宁夏贺兰县洪广乡高荣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母和母亲都信奉佛教，以务农为主。当时自有土地20多亩，男耕女织，维持生活。父亲司维翰是农村里初通文字的知识分子，与亲友合资在小镇上开设油坊和一家中药铺，略有积蓄，又添置了20多亩田地。从此雇人耕种，故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份。解放后父亲在农村当中医，由于医术较精，在乡里小有名气，于1958年因病去世。基本内容
司以忠幼年时在农村读过私塾，当过学徒，还放过羊，后来才进了高小，1928年毕业于 平罗县第一高等小学。这时正当北伐大革命时期，由小学老师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29年考入 宁夏省立第一中学，这是当时宁夏唯一的最高学府。该校进步的青年教师较多，同学们的思想也较活跃。司以忠接受了国文教师杜立亭、杜润滋和英文教师黄执
中等进步教师的启发和影响，喜欢阅读当时的进步书刊《生活杂志》和鲁迅著作。同时还能看到宁夏留平学生编刊的《银光》和《曙光》等刊物。这些书刊使司以忠开阔了视野，从而比较关心国家大事和地方动态。
1935年司以忠高中毕业后，由宁夏教育厅以公费考送 北京大学上学。这年冬天，日寇侵略魔爪已伸进了华北，又企图引诱汉奸在华北实行所谓的“自治”，而 蒋介石仍然以“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发动反共内战。北平各大学学生为了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内战，一致对外，掀起了轰轰烈烈、震撼全国的“一二?九”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司以忠与留平同乡王振纲、梁飞彪、俞占鳌等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但学生的爱国运动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
1937年6月，北平各大学二年级学生一律集中在 西苑接受军训。军训总队长是何基丰。军训未满一个月，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集训队被迫解散，各校相继南迁，流亡学生分赴内地。司以忠与同乡梁飞彪等30多人于8月中旬由北平流亡到济南。当时，流亡学生共组成4个流亡大队，分为华南、华中、西南、西北4路。司以忠被推选为西北路即第四大队的大队长，目的地是西安。这个大队包括陕甘宁青新等五省的学生400余人，沿途艰苦备尝，相互扶助，于9月初流亡到西安。经交涉受到陕西省当局的照顾，他们见到了当时的陕西省长孙蔚如、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及秘书常黎夫。他们给流亡学生安排了食宿。宁夏同学乃于10月间回到银川，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分赴银南、银北两路进行宣传。司以忠担任了南路宣传队队长。宣传队的活动使远处西北边陲的宁夏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2月，宣传告一段落， 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指派袁金章、梁飞彪和司以忠担任干部学校的教员。1938年8月，司以忠要求复学以便完成大学课程，遂即辞去教员职务，准备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但到西安时方知因交通问题不能到昆明，就近转入国立西北联大继续攻读。在校时司以忠参加过三青团和西北论衡社(研究西北问题的学术团体)。
司以忠在1940年由国立西北大学(原西北联大)毕业，经同乡袁金章、雷启霖的推荐，由三青团中央介绍，入重庆的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九期受训。毕业后，三青团中央准备派司以忠回宁夏担任宁夏三青团的书记。但马鸿逵不同意，司以忠就先回宁夏，在宁夏中学担任教师。1941年1月，三青团中央发表了“三青团直属宁夏区团筹备处”的人事名单，马鸿逵任指导员，袁金章任主任， 李翰园、李作栋、阎廷栋等7人为干事(委员)，派司以忠担任书记。马鸿逵对三青团最不放心，生怕三青团的人捅他的底，对三青团的所有文件都要亲自批阅，一切活动都要过问，防止对他有不利的行动。当时有不少青年学生和教师被他扣上“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关进监狱。
1942年，司以忠为保释在押的学生李志纯等13人出狱(其中有些是三青团员)，遭到马鸿逵的嫉恨，企图拔去司以忠这颗眼中钉，竟以“同情共产党”的罪名向三青团中央诬陷司以忠。1942年8月，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张治中亲自来宁夏视察，马鸿逵又向张告司以忠状。张治中无可奈何，回到重庆后即下令给司以忠以“撤职查办”的处分，以应付马鸿逵的要挟，后又取消了“查办”二字。10月，司以忠离开了三青团，得到北大老师傅斯年的介绍，进了重庆国立编译馆，担任副编审工作。从此，司以忠脱离了国民党的党团关系，安心从事文字工作，这是司以忠个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后来司以忠又兼任黄河水利学校的讲师。自从司以忠摆脱国民党的复杂党团关系后如释重负，能轻松愉快地从事读书和编审工作。
国立编译馆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直接领导的一个相当于大学院校的编译机构，拥有教授、学者、专家等高级知识分子200多人，设有人文、自然、社会、中教用书等组。它的任务是编译大学院校各科用书、中学用书、科技用书、社会读物、辞书辞典以及审查编写戏剧等。司以忠和司以忠的爱人在这里工作多年。
1945年抗战胜利了，司以忠随机关由重庆迁回南京，司以忠爱人在图书馆工作，司以忠负责资料室工作。司以忠和袁金章联络宁夏在外地的同乡酝酿反马鸿逵活动，得到了各地同乡的响应和支持。1946年在国大开会期间，宁夏的国大代表雷启霖来南京，先住司以忠家，后来住饭店。在国大开会期间，雷在大会发言中揭露了马鸿逵残暴统治宁夏的罪行。马鸿逵恼羞成怒，先是向南京高等法院诬告雷启霖、袁金章、司以忠3人为“内乱”罪犯，是宁夏的“三害”，欲诛杀而后快。接着竟利用他的权势在南京将雷启霖逮捕入狱，准备解回宁夏处置。此举激起了宁夏各地同乡的愤怒，大家群起而攻之。这时，司以忠在南京的家变成了反马活动的基地，同乡们常聚集在司以忠家开会，研究反马对策，编印反马援雷的刊物《宁夏呼声》，连坐月子的产妇和孩子们都参加了抄写稿件、送发传单文件和看门放哨等工作。随着事态的发展，马鸿逵派往南京的特务也经常在司以忠家门口盯梢。但司以忠不畏权势，决心反马到底。一面利用同情他们的各地报刊对马进行口诛笔伐，一面集中在南京、上海两地的宁夏青年学生百余人在南京举行游行请愿，向国民党当局呼吁，营救雷启霖出狱。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在南京中央饭店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对马鸿逵进行血泪控诉。京沪各报，就连极右势力的《救国日报》也都在第一版以通栏大字标题发布了这一消息。这不仅轰动了南京和上海两地，全国都为之大哗，甚至《字林西报》和《密勒氏评论》等外国报刊也刊登了消息和照片。国大代表联谊会和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都发表了谈话，谴责马鸿逵的军阀作风，不许在南京擅自捕人，对“雷案必须移转管辖”。马鸿逵遭到朝野人士的谴责，他们营救雷启霖出狱的运动胜利了。为了保护雷启霖的安全，防止马鸿逵的特务暗害，他们决定将雷隐蔽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不让与外人接触。可是，司以忠和袁金章却成了被告，南京高等法院每周传讯一次，在法庭上与原告马鸿逵的代理白建民对簿。这场官司一直打到南京解放、国民党政府逃跑才了结。
司以忠在反马运动中接触了许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们对反马运动给予同情和支持，使司以忠对反马有了新的认识，反马只是反对封建军阀独裁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1948年的秋天，司以忠和袁金章、雷启霖经周苑文(当时民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潘幸生(民革中央干部)的介绍，在南京加入了民革地下组织，开始进行反蒋活动。从此司以忠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还要做垂死的挣扎，在南京进行了一次大检查、大逮捕、大屠杀。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民革地下组织负责人孟士衡被杀害后，司以忠的组织采取了疏散隐蔽的方式，继续斗争。当时在编译馆的民革地下成员有邵恒秋、杨宪益、廉士聪和司以忠。
1948年冬，国民党政府准备撤退，命令各单位把文件档案装箱运往福建。他们暗地组织机关职工，反对搬迁，宁要遣散费，也不愿逃走。经过一番尖锐的斗争，终于把大部分文物档案保护下来。
1949年春南京解放前夕，市内一度发生抢劫风。有的机关被烧、被枪；有的粮店被枪，商店关门，市面一片混乱。他们在机关组织人力，维持秩序，保护了机关财产。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蒋介石“引退”，李宗仁暂代总统之职，国共进行和谈。这时人心慌乱，局势不稳，他们在群众中秘密宣传新华社有关国民党必将垮台、全国必将解放的消息，劝他们不要随国民党逃走。同时在机关内部组织了应变委员会，司以忠被推选担任秘书，一面维持秩序，一面准备迎接解放。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谈协定上签字。4月23日的黄昏，解放军占领浦江，开始渡江。24日清晨，解放军进城，宣布南京解放。
南京解放了。司以忠参加了机关的接管工作。同时司以忠和邵恒秋、杨宪益、廉士聪等参加了民革南京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整顿组织工作，清除了内部坏人。1949年秋，编译馆的接管工作结束。经南京市高教局介绍，司以忠去北京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袁金章、雷启霖先后回到宁夏。在一年的学习中，司以忠如实地总结了自己的历史，提高了认识。1950年10月在华北革大毕业，11月司以忠即参加了民革在北京召开的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将原来的国民党民主派的三个组织：民联、民促、民革合并，统一称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会后，民革中央派司以忠去西安帮助筹建陕西省民革组织，并担任民革陕西省委员会常委兼宣传处长。司以忠还曾兼任陕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西安市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和青联常委等职。1952年9月，司以忠又参加了老区访问团赴 陕北老区进行访问。土改开始后，司以忠担任陕西省政协土改参观团副团长，并亲自参加了 陕南地区的两期土改工作，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
1957年反“右”斗争初期，司以忠还是领导者，到1958年8月内部检查工作时，司以忠却被错划为“右”派，最初决定保留委员名义，降三级留机关劳动改造，以后又下放机关农场劳动1年。1961年8月又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送马栏农场劳动教养1年，于1962年10月解除劳教回家。这4年中，司以忠爱人也受到株连，于1962年被迫向西安市人民政府申请退职，司以忠的全家由西安迁回宁夏 贺兰县洪广乡高荣村参加劳动。
“文革”一开始，司以忠又遭受造反派的打骂，受一些人的白眼。
1978年5月，贺兰县人民政府宣布给司以忠摘掉“右”派分子帽子，9月又宣布给司以忠摘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陕西省委统战部给司以忠落实了政策，把1958年给司以忠错划的“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给予撤销，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恢复原13级工资级别。
因司以忠的全家已于1962年迁回宁夏，如果司以忠仍回西安工作，全家必须再迁往西安，实在不方便。经组织研究和联系，1980年1月，司以忠的工作关系被转到宁夏自治区政协。4月间，司以忠被特邀参加了民革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被选为民革区委会副主委兼秘书长。1981年，司以忠兼任银川市中山业余学校校长。为了实现新老合作和新老交替，1984年民革区委会换届时，司以忠辞去了秘书长职务，担任专职副主委兼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自担任中山业余学校校长以后，在办学方面花费了一定的精力。刘文华委员担任副校长，对司以忠的帮助很多。对中山业余学校的校务设施及教学质量等方面，全校教职员工都做了不少工作。已结业学员近3000人，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取得了社会各方面的好评及支持。
1987年2月，司以忠被特邀出席了民革全国代表会议，被选为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司以忠的妻子宋玉瑛，江苏省 高邮县人，是民革成员，具有高中文化，原在国立编译馆工作，解放后任职于西安市人民政府，现已退休。司以忠有9个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