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永贵的个人简介
石永贵(1935--)新闻界人士。字明强。正中书局董事长。著有散文集《祖国?祖国》、《红海新娘》、《当代知 识分子的取向》、《勇往直前--传播经营札记》、《以成功者为师》等。石永贵 - 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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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石永贵
生卒:1935-
描述:
籍贯:中国(辽宁省复县)
石永贵 - 个人概述
相关介绍:
(1935--)新闻界人士。字明强。辽宁省复县人。台湾政治大学新闻所硕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及大众传播学硕士。曾任教政治大学、艺专等校,并任《台湾新生报》总编辑、社长,台湾电视公司总经理、《中央日报》发行人兼社长。现任正中书局董事长。著有散文集《祖国?祖国》、《红海新娘》、《当代知 识分子的取向》、《勇往直前--传播经营札记》、《以成功者为师》等。
石永贵的写作生涯起步得早,但他自己是如此看待的:“我只有写作生活,没有文学生涯。”他在高中时代就很活跃,投稿范围广泛,国内《自由中国》杂志、香港《工商日报》,都有他对时事的看法,作品甚至入选香港《工商日报》周年纪念征文。
他还和台北市几个学校的文学同好创办《中学生文艺》,当时他代表师大附中,高希均代表北商,金开鑫则代表师范。以第一志愿进入政大新闻系后,一心想当记者的他,少提文学的笔,专注在新闻专业学习上。 新闻记者、医生、律师、传教士是社会四大专业之士,但他认为:“一个记者的影响力,往往比律师、医生还要大,因为他可以医治社会的病。”石永贵一语道破记者光环所在,他说,除记者之外,其它三者都是一对一,记者却可能以一篇稿子、一个谈话影响人群,不管是家庭、社会、学校,媒体都深入其中,更有甚者,如今走入个人新闻专业时代,每个人都可发声,个人意见普遍受到重视,因此,大众传播工作也一直吸引有志者前仆后继。
虽然一心想当记者,但他的记者生涯非常短,政大毕业后,曾在台湾《新闻报》主跑党政外交新闻,赴美取得学位返国,担任两年记者,之后就再也没有担任基层工作。1975年,台湾《新生报》社长李白虹写信给文工会主任吴俊才,调聘当时任文工会总干事的石永贵担任台湾《新生报》副社长兼总编辑,1976年升任《新生报》发行人兼社长。
郑贞铭教授出版《百年报人》套书,介绍传播史上一百位跨世纪代表人物,被誉为“台湾传播界艾科卡”的石永贵自然名列其中,对此殊荣,石永贵笑称“很惭愧、不敢当”。重要的是,丰富的媒体生涯,他每个阶段都喜欢,也谦称能在这么多媒体发挥长才,和当年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加上当局重视人才,自己才能把握住这些服务的机会。石永贵说,中规中矩、不走快捷方式,是他一路走来最足以自豪的本事。
1996年,石永贵转任正中书局董事长迄今,其媒体经营历练,在台湾少有人企及,早期曾掌华视公共关系室,后来先后担任台视、中视总经理,可以游走三台的主管,在早期不仅罕见也有备受肯定的意味。期间他也担任过《中央日报》社长,电视人、报人,直到现在的出版人,丝毫没有转型的困扰,从基层跃升到媒体最高主管,而且屡创佳绩,他是怎么办到的?他说,掌握重点是最大原则。
他曾让《新生报》与《中央日报》转亏为盈,也曾先后在任内让两家电视台冲高业绩,石永贵说:“在报纸,我重视内容和读者;在电视台,我重视节目和观众。”当年临危受命接下《新生报》的重任,他一上任,就宣布:“尽管去做,错了社长负责。”要大家把官方办的报当民营报纸经营。在台视时期,他厉行“牺牲享受、享受牺牲”,不但请客不喝XO,连绍兴都不喝,前任总经理所乘坐的豪华座车他也不用,改坐一般公务车。以身作则和不唱高调是他身为领导人两大准则。
经营《新生报》时期,他坚持用专业人才,让报纸杂志化,避免在硬性新闻与人一较长短,并将副刊改为全版彩色印刷,掌握读者阅读口味、调整经营方向。石永贵将《新生报》办活了,也有一战成名的味道。1981年他接下台视总经理的担子,时值台视士气不振,他一到任随即调整节目,把节目、观众、业务三者环环相扣,公开取才,台视几个脍炙人口的节目都是出自他的指导。当年的台视人,人前称他总经理,人后称他总企画,因为从节目的诞生、成长、茁壮,石永贵 非但全程参与、关注每一个细节,更重视节目名称、意涵。
他举大家耳熟能详的“我爱红娘”为例,“我爱红娘”是他自日本富士电视台观摩回来的构想,起初,他和制作人洪理夫两人为节目名称相持很久,年轻的洪先生要用“最佳拍档”,他则坚持“我爱红娘”,理由是他认为“红娘”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老妪能知;“拍档”则是当时香港电影的流行用法,他认为那是 赶流行,不会长久的。基于服务观众,保护参加节目的未婚男女,甚至对双方家长负责的态度,石永贵以慎重、良心、不花俏的基本原则,让《我爱红娘》在电视界打出名号,成为播出十年以上的长青节目。 其它如“星星知我心”、“强棒出击”也都轰动一时。
在台视,他创下节目制作人制、提倡新闻主播制,任命盛竹如为第一代台视新闻主播,同时台视新闻向CNN看齐,在“台视新闻与世界报导”时段推出双主播李四端、陈蔼玲的搭档,把CNN新闻引进现场,使台视获得“新闻王国”美誉。石永贵媒体经营口碑,不只一次地听传播人传颂,这些风云事迹都源于他的完美主义。他说:“如果没有困难,节目不会产生;如果没有创意,节目也不会诞生;如果没有决心,节目还是不会诞生;如果没有追求完美之心,节目绝对不会诞生。” 从激烈的电视转战正中书局,石永贵颇有安定、寻得“清静春天”的意味。这几年,除了整理人生历程,最大的收获是有较多私人时间。他对正中这个有七十一年历史的老店深深期许。
以往,因“九年国教”,正中负担很重要的提供教科书任务。现在这个任务画下句点,现阶段则要实践新的社会需要。石永贵说,在单小琳接任正中总经理之后,正中的确一新耳目,不仅成立新品牌,同时多角化经营,和其它文化体结盟,活力、效率都有明显改进。
从政大所受的新闻教育延伸到一生的新闻事业,他把生活和工作画上等号。深入再淡出大媒体,石永贵如何看待现今的媒体生态?他说,利和弊是相随而来。“利”是人人都享有最新、最快、最多的信息,最大的“弊”则是商业化的结果,产生相当大量垃圾,占用阅听大众太多时间。他大声疾呼聪明的读者,要做“媒体的主人,不要做媒体的奴隶。”简单说,选择好的信息就是利,反之当然就是弊了。至于媒体人的专业道德、自律精神,在目前大环境下恐怕偶有沦丧之虞。石永贵建议,最低限度就是不让所服务对象产生不良影响,他给电视工作者一个很好的建议:“所出品的东西必须是自己的孩子可以看。”有这个坚持,他相信做出来的节目也不至于沦丧到什么地步。他特别强调,很庆幸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可以有权利要什么或是不要什么,可以有机会实践新闻教育的理念。 至于报业的发展,石永贵以专业经营者分析报业面临的困境,因为“新闻纸”的机能逐步丧失,眼见报纸家数日渐减少。
他剖析四大危机:“一、读者看报时间愈来愈少;二、提供新闻机能被廿四小时电视取代;三、广告大饼不增反减,四、成本增加、收入愈少。”这四项因素使得报业处境日益不佳。如果今天由他主持报社,他该如何回应报业经营的艰困?石永贵马上指出症结所在:首要之务,区别和电视的不同,改变提供新闻的方法,比如说深度报导、解释新闻都是电 视较难发挥的。第二,降低成本,他认为不同媒体的竞争早已凌驾于同是平面的竞争,过去竞争的方式一定要改变。石永贵给报业工作者一个很大的信心,他乐观 地表示,报纸读者绝对不会减少,问题是在报纸提供什么样的内容。 在工作岗位之外,他担任“中国回教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电视文化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美化环境基金会董事、橄榄球协会理事长、ABC发行公信组织董事长……光是头衔就令人眼花缭乱,除了媒体领域,还涵盖环保、体育,石永贵如何安排自己业余时间?他还是老话一句:“我喜欢工作”。除了工作、写作,他没有特别的嗜好,本业、本职重于一切,其它多与社会公益有关,属义工性质。 石永贵认为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从正面和负面来看,要怎么看则取决于人的心,他强调心富才是真富,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精神,除了创造财富更须创造道德,在社会光怪陆离、无奇不有的当下,想拾回已沦丧的中国??的新桃花源方有实现的一天。石永贵习惯以积极、乐观、光明的思想面对人生,他特别强调:“心理建设很重要。”
石永贵自言不是文学界的人,从阅读口味来看,财经、政治、国际领域都是他关注的。充分掌握时间的他,坦言很少接触对工作没有帮助的书,甚至连一本小说都不看。虽然如此,他在《讲义杂志》所写专栏“讲义的人生”长达十五年之久,这个从讲义创刊就有的专栏,陪伴石永贵历经传媒大风大浪的生活,他在这儿很少谈政治时事,多的是人生哲理,设定的读者群在三十岁到六十岁之间,成熟、有社会经验的族群是他心目中理想的读者。 他的习惯是在平日的阅读过程中选定写作题材,除了“讲义的人生”一个月一篇,其它文章则散见各报章杂志。无心插柳,这些年下来,他出版了散文、游记及传播专业丛书共十七本。
明显地,他的早期作品受到留学生涯启发甚深,文章散发强烈的爱国思想,对公费留学制度以亲身见闻言所该言。进入媒体实战之后,这股知己知彼的精神更充分发挥,把社会现象、工作心得化为文字,在媒体经营之外,拨竿提笔,石永贵多年来持之以恒的精神更值得文学人学习。 因为宗教信仰,石永贵在1970年赴麦加朝圣。身为一个伊斯兰教徒,石永贵认为一生中能去麦加完成朝圣,是最荣耀的事。当时交通不如现今方便,他从台北、香港、曼谷、贝鲁特到麦加,沿途所见所闻丰富他的思想,也在此行认识黎巴嫩当时重要政治领袖。回国后,应邀在《大华晚报》连载《中东见闻录》,后来在“人人文库”结集出版,书名《红海新娘》。1984年,他任台湾沙特访问团团长。前后两次中东见闻都令他感受很深,第一次去,亲见一件衬衫穿过就扔的情境,因为水的珍贵,洗比买还要贵;第二次则眼见大量汽车坏了就停摆弃置,原因是没有技术,没人可修。石永贵把中东见闻以深入浅出的文字,让读者一窥沙漠 风光、习俗人情以及回教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