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惟良的个人简介
史惟良（1273-1347），字显夫，祖居亳州，后迁郓城。史惟良是在元代政坛上仅次于史天泽、史弼的第三号著名人物；史惟良官至中书左丞（正二品），晚年拜集贤殿大学士、荣禄大夫（从一品）。
人物生平
史惟良（1273-1347） 字显夫，祖居亳州，后迁郓城。生于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二十八日，最初任将仕郎、盐使司知事，后升任刑部主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中书右司都事、右司员外郎，至治元年（1321年）任刑部侍郎。泰定元年（1324年），升任右司郎中，参议院事；泰定二年（1325年），为治书侍御史；泰定三年（1326年），改佥宣政院事，后任吏部尚书，不到一个月，任中书参知政事。天历元年（1328年）元文宗拜为侍御史，授资善大夫，任中书左丞；天历二年（1329年），任资政大夫、御史中丞、知经筵事。至顺元年（1330年）二月，授资德大夫、中书左丞，主持纂修《经世大典》；至顺三年（1332年）五月，陈奏政要三十八事，朝廷多数予以采纳。元统元年（1333年），任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使；元统二年（1334年），任枢密使。至元三年（1337年）五月，任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使；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御史中丞，又召拜集贤殿大学士、荣禄大夫。至正七年（1347年）正月四日病卒。
史惟良自幼聪敏，少有大志，不拘小节。器宇凝重，性资刚直。遇事洞见其情，与人不为苟合。喜读书，起居坐卧、与宾客燕谈之所，皆有书案列简编，藏书万卷。晚年阅历精熟，诗文博敏而纯实，有奏议、杂文、诗歌若干卷，自题曰《泛蒿》。
史惟良是在元代政坛上仅次于史天泽(1202-1275年)、史弼（？――1299年）的第三号著名人物。史天泽官至中书右丞相（正一品）、封镇阳王，史弼官至中书平章政事（从一品）、加银青荣禄大夫（正一品），史惟良官至中书左丞（正二品），晚年拜集贤殿大学士、荣禄大夫（从一品）。三人都官至“中央干部”，但《元史》、《新元史》只有史天泽和史弼的列传、史惟良没有。其他文献资料虽有《史惟良传》，但只廖廖几个字。座落在山东郓城南郊的史惟良墓，原有龟座四龙吊碑《大元敕赐推忠宣义佐理功臣史公神道之碑》，龟座高80公分，碑高约4.5米。由于文革中被砸，碑身下部缺失1.5米许，碑文缺失很多，石马，石羊，石佣虽淤地下，保存基本完好。
相关事件
家世与时代背景史惟良，又名史埙（《新元史》第31卷），字显夫，溧阳侯四十世孙。生于（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二十八日，卒于（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年）正月初四日，五月十九日葬于甘p保之原，享年七十五岁。首祀乡贤祠。史惟良先世居溧阳埭头。曾祖父史升（神道碑写为“深”）由埭头迁居亳州。祖父史渊，父亲史兴，因避金末之乱才举家由亳州迁居至郓城。史惟良娶华氏、阿刺氏、王氏为妻，长子名叫史铨，次子名叫史铃。
史惟良生于元朝第一个皇帝元世祖定都大都（北京）后的第三年，卒于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即位后的第十四年，（元王朝只存在了98年）所以可以说史惟良与元王朝是个“同龄人”。他的一生全是在元王朝里度过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统一中国的王朝，亦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最盛的一个王朝。由于生活习惯、民族传统与文化底蕴的不同，元代的统治带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自元世祖忽必烈建立统一的王朝之后，他的后代子孙对皇位的争夺异常残酷激烈。在史惟良生活的75年时间里，皇帝走马灯似的换了九个，除了开国元世祖和末代皇元顺帝在位时间较长、寿命较高之外，其馀八个几乎都是些短命鬼。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宁宗八个皇帝在位的时间总共加起来是37年（从1295――1332年）平均每个在位4.6年；八个皇帝的寿命（最大的42岁，最小的7岁）加在一起总共只有230岁，平均每人只有28岁。
史惟良生活在蒙古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权力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加上蒙古族是少数民族，对汉人和其他民族心存疑忌，所以它在任官制度上明确规定各级官员只能由蒙古人为长（正职、第一把手），汉人和南人为次（副职，第二、三把手），再加上新皇即位大多涉世不深、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有的甚至还是孩子，大权多操纵在太后和权臣手里，这就更进一步增加了矛盾的复杂性。作为一个汉人，要在这样一个王朝里当官，很难做到刚直不阿、清正自守、朝朝为臣、善始善终。但事实告诉我们：史惟良做到了这点。他是一棵难得的官场常青树。
宦海生涯史惟良家在郓城北四封堡（当时地名）。他父亲为了培养孩子，在城北荒棘中盖了个房子，特地请来前进士王仲文对惟良进行教导。在苦读五年之后，刚过二十岁的史惟良就到京师（大都，今北京）寻求工作。受知台府诸公推荐择试吏宪部（人事组织部），授将仕郎、河间都转运使司知事，从此走上了元王朝的官场，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史惟良从初出茅庐到七十古稀的人生旅途里，先后在七个皇帝的朝里当过官。官阶从“八品芝麻”开始步步高升，每换一个皇帝他都官升一级或连升几级，一直升到正二品的中书左丞和从一品的集贤大学士；先后受到皇上的十三次佳奖，最后还得到皇帝的御赐“神道碑”，光宗耀祖。这样一种人生经历，实在不可思议。如果不知道史惟良的具体经历，一般人总以为他一定是个老奸巨猾、见风使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踩着别人尸体上去的大奸大恶之徒。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封建王朝里，朝朝“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呢？然而，事实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外。史惟良之所以能够在封建官场浮而不沉、善始善终，凭藉的恰恰不是他的投机钻营、阴险狡诈，而是他卓越的治国之才、刚正的为官之德、明哲的保身之法和淡泊的处世之道；在于这四者完美的统一。
治国之才与为官处世之道（一）卓越的治国之才
史惟良自幼聪敏，又得到名师的教育指点，精通治国的大经大法，知识渊博，甚至年老时还手不释卷，这是他在官场上得到帝王青睐的实力基础。这种卓越的才干，不但表现为他能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如在刑部时的办案审判工作，御史台时的廉访监察工作，吏部时的官员选任工作，中书时的事机交急、应接指画工作等等，而且表现为他有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战略思维。例如：天历元年（1328年），文宗在明仁殿召见他授他为中书左丞。当时他就从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给文宗献策：说当前首先要考虑的是战局未定，需要担忧的是陕西那边据河山之固、四川有长江顺流之便、江南诸多草窃、高丽逼近直隶塘沽，这些都应预先加以防备。政治方面，说量才授职，以德定位，这是万世良法，比来特恩太多，无功授禄，老百姓意见很大。在经济方面，说当前战争还在进行，财用应量入为出，不可滥加赏赐，宫廷必须提倡节俭。
天历二年（1329年），他给文宗进唐太宗的《帝范》、希望文宗好好学一学这部帝王经典，并提出帝王治国应注意十件大事，即：畏天、爱民、修身、纳谏、求言、薄敛、崇俭、求治、御群臣、辨邪正。并给文宗具体提出当前应做好十四件大事，如提出元代开国以来，国家税收已经减少，土地又不加多，而宫女、宦寺、法师、医师、乐工增多何止十倍！所以应该精简机构，名爵赏赐应该与功德相称，僧道应以不贪清净为教，祝赞祷祠之事应该令其自备，不能拿国家的钱来行事，大司农司应当进行整治以求实效，官吏任职必须历二十个月（一年半以上）然后才能调动以免奔竞，吏员必须申明取补试验程式（考核证书）以防冒滥，内侍、医卜、乐官等不得混授文武散阶以别流品，劳民伤财的不急之役一切停止，等等。这些都是带指导性的、关乎全局性的大事。
至顺四年（1333）五月，他和许师敬、张升等“十老”赴上京议定策事。当时的形势是文宗驾崩之后新皇未定，（燕铁木儿立元明宗次子元宁宗为帝，七岁的宁宗于至顺三年十月登基、十一月就驾崩。）文宗皇后提出让明宗长子登基，但此事由于燕铁木儿的反对一直迟疑未决，国家已半年无君。诸位老臣怕得罪权相这股势力都不敢直接提出这皇位问题与支持皇后。独有史惟良大胆地提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即早确定皇位，举行登基大典，使举国上下，远近四方都知道这事，然后再讨论安排修政事、睦宗族、除宿弊、安群情等问题，如果再拖延下去，恐怕奸人就会乘此妄生异议，这可不是社稷之福。
接着他从全国的形势出发，提出在解决皇位问题后，首先要抓好法治。指出自去冬（7岁的宁宗崩）至今半年来，由于国家无主，内外臣民肆无忌惮地触法犯禁，社会秩序很乱，所以新皇即位后不能随意赦罪。元世祖登基时不搞天下大赦，元仁宗登基时不赦贪官污史，这些都是榜样。定要恪守前规，戒饬中外，使百官和民众都知道不能心存侥幸，以为不论犯了什么罪行都可以得到特赦，这是稳定民心、安定社会的首要任务。其次讲应该立即修订法律条令、选择守宰，辨别官吏的好坏、整顿官风吏治，抑制豪强兼并土地民田等。
至顺四年六月（1333）六日，顺帝即位之后，他立即以母亲年老为由请假回家。右、左丞相传皇太后的旨意要惟良继续工作，他就附使者上奏皇太后，说当前之患在于朝臣内二三其德、政出多门。这不但不能成就政务，甚至可能在身边发生不测之变，所以太后应明察众人的心理、愿望与要求，使政令归于一，并谏选高丽阉竖女子。史惟良这些奏言，充分地显示他的战略卓识与政治远见。
史惟良的治国之才，还充分表现于在政治上善于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正确的策略与方法化解矛盾，使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文宗初期他采取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
当时面对的是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一个是倒剌沙等扶持的顺帝，以上都为中心；一个是燕铁木儿等扶持的文宗，以大都为中心。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内战正在激烈进行，几乎每个行省都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当然多数还是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在这种矛盾交错、大局未定的形势下，史惟良在主张打好战争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御民以宽”、区别对待、争取多数的怀柔政策。如：
一、对已经被抓关入监狱的原泰定帝时的“中央大臣”，如平章政事乌伯都剌、伯颜察儿、侍御史铁木哥、治书侍御史脱欢、中书左丞朵朵、参知政事王士熙等等，区别对待，除了乌伯都剌、铁木哥属于倒剌沙的死党弃市之外，其他人不杀，只流放远州。
二、原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焕柱、高P因对文宗派去杭州的使者态度怠慢，原想下令把这两人锁拿进京审问。史惟良知道后立即劝告文宗说：杭州是宋代的故都，居民百万家，如果锁拿行省官员（省级干部）的话，民众必然惊骇，恐怕引起动乱，这对大局不利。文宗听了这话之后就改变原来的决定，下令用官船去把焕柱、高P召到船上相见之后就什么也不追究。
三、西兵进入潼关，枢密院（国防部）主张发动太行山以西的民丁进行抵抗。史惟良认为这种做法极不妥当。他在会上直接诘问枢密院的大臣别不死等人，说：兵法讲得很清楚，先造声势，然后出兵。当前首先要强根固木，作好战备，以逸待劳。如果急急忙忙地就发动民丁抗战，这不明明白白地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对方，说明自己已没有兵马可调，只能动员民丁了吗？所以这个办法万万使不得。他据理力争，声色俱厉。会后又在文宗前反复说明不可使用此计，枢密院的主张遂被否定。
四、战争过后，尸横遍野，无人掩埋。史惟良一再建议朝廷应下文件要下面的官员负责把尸体埋葬，以免把这些情况暴露在外国人的面前，防止乘机生事。
五、在上都与大都两个政权并存的内战中，最后齐王和东路元帅起兵包围了上都，倒剌沙自缚奉玺出降。当时被围在上都城中原先因支持泰定帝太子而支持倒剌沙的官员很多。如何处置这批官员，是一关系很多人利害的政治问题。当时有人提出一律加以治罪。史惟良却坚决反对。双方争论十分激烈。休息时史惟良对文宗说：他们都是各为其主，不必过多地追究。汉高祖时能够容忍自己最讨厌的雍齿，不但不杀，反而封他官，我们怎么可以对那些反对过自己，但现已投诚过来的人治罪呢？文宗听了他的这番话，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从上述几例可见，史惟良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很有政治头脑。这对争取民心、化解矛盾、减少阻力起了很大作用，表现出他非凡的政治智慧。
综观史惟良的一生，他在文宗“打天下”的过程中和顺帝即位的问题上是起过巨大的作用的，这两件事都是有关国家全局的大事。从一定意义说，他是这两个皇帝的“开国元勋”。
（二）刚正的为官之德
史惟良不但有卓越的济世之才，而且有刚正不阿的为官之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既在其位，必谋其政。忠于君主、不谋私利，一切按理、按章办事，不避权贵，甚至对皇上也直言不讳。如：
泰定四年（1327）九月，当时他身为中书参知政事（从二品），左丞相倒剌沙和平章政事兀伯都剌奏请回付西域商人给宫中的宝石钞五百万缗，这事由史惟良办理，他不同意。倒剌沙太怒，要把史惟良以“违制”问罪，幸亏右丞相塔失铁木儿帮他在皇上面前说话，才不予追究。平章政事兀伯都剌再次提出以五百万缗交付西域商人，要史惟良办理。史惟良明明知道这事的来头是当朝权力最大的人物倒剌沙，是泰定帝心腹大臣，此人可是顶撞不得的。但面对这种官商勾结坑害国家的买卖他就是坚决顶住。他说宝石出于西域，价钱是由西域的“牙侩”定的，难以复查核实。如果要我付的话，那就请把宝石拿回去。因此就召商人前来把宝石还给他。这西域商人因有丞相倒剌沙撑腰，竟谎称这宝石不是原物。史惟良当即批驳他说：“宝石藏在宫禁内库，谁能把它调换？”商人无话可说。
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史惟良任中书左丞，当时决定在江南建龙翔集庆寺，文宗御批将集庆路（今南京）的钱粮差税全部拿来建寺。史惟良听到这消息之后，立即入见给文宗提出意见，说当前国用匮乏，集庆是江南的大郡，这样大郡的财税收入怎能轻易地全部拿去建佛寺呢？文宗说我已答应了，不可食言。史惟良说那就姑且给此年的收入，后不为例。文宗听了他的意见，恍然大悟，马上取佩刀削其公文，按惟良的意见修改。
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二月，知枢密院事撒敦提出，丞相（燕铁木儿）的弟弟要求给他的庶母赐钞五十万缗。撒敦是为文宗打天下的最得力的左右手，是文宗皇朝的台柱子，对这人可谁也惹不起。当时此事由中书左丞史惟良办理。他知道撒敦已经娶丞相弟弟的庶母为妻，因此就严辞拒绝。说难道高官厚禄还养不起一个女人，还要拿公款去养吗？丞相觉得有理，同意惟良的意见不给。
同年，有位随从皇帝车驾到荆南的大臣，家中因战事失马四百匹，向皇上提出要国家赔偿。此事文宗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惟良说：从臣失马要国家偿还，那么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的千万将士怎么办？如果一定要偿的话，请先偿万人之命！文宗听了这意见后当即决定不偿。
顺帝元统元年（1333）顺帝即位。因顺帝当时只14岁，需要好好教育与培养，所以确定右丞相伯颜为太师，左丞相撒敦为太傅。不言而喻，对此手握实权的右左两丞相谁也不敢得罪。但史惟良竟向中书打报告，除了讲述中国历史上国家的治乱、母后的祸福等历史经验外，竟特别指出太师太保的职责在于一心一意教育皇子。言外之意就是不要专权朝政。讲了人家想讲而不敢讲的话。
顺帝至正初年，史惟良已年逾古稀，顺帝以老人召拜他为集贤殿大学士。中书叫大家议论救灾的事，与会的老人大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沉默不言。独有史惟良却滔滔不绝地讲了朝廷该做什么的三十三件大事，并给礼部尚书阿鲁灰写了一份关于本朝（元世祖时）诛大奸臣阿合马、清除冗官的诏书草稿。他明知这份借古喻今的诏草会使权贵嫉恨，但他就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外。”结果当时的右丞相伯颜等就嗾使言者奏夺他的大学士。他也满不在乎。至正六年（1346），伯颜因”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变乱祖宗成宪，残害天下“（《新元史》871页）而罢相之后，才恢复史惟良集贤殿大学士的荣誉。
诸如此类，可以说史惟良这种刚正不阿的为官之德坚持了一辈子。
（三）明哲的保身之法
在封建官场上，你要刚正办事，那就必定会得罪权贵。你得罪了权贵，那么权贵们就一定会对你狠下毒手，落得个“忠良无下场”。但史惟良即能“刚正好下场”，这关键在于他有极其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一旦自己得罪了人，就能当机立断，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规避风险。他可不象有些“愚忠”的人那样，为了忠于皇上、坚持自己的真理，一定要同人家斗到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粉身碎骨。可以说，知难而退，明哲保身，这是史惟良政治品格的另一面。你说他“聪明”变好，“狡猾”也罢，反正他一看形势不对，马上就辞职回家躲起来。综观史惟良的历史，除了第一次（仁宗延佑五年因不阿丞相铁木迭儿而被暗算免官）是被动回家，其他几次都是主动称病回家或借故母老回家而逃过劫难的。而逃过一劫之后，往往又因祸得福，新皇上台后用上了前朝那些敢于反对当时权贵的重臣，成了新一皇朝的栋梁。而新一皇朝往往又由权贵操纵，为所欲为。不阿权贵的史惟良，又成了权贵的眼中钉，这样，他又赶快称病回家，躲开这个是非之地。如此往还反复，周而复始，使史惟良成了七个皇帝的重臣。成就了史惟良这位在元朝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不倒翁”。
下面就是他明哲保身的历史记录：
第一次，他在仁宗朝被免官回家后，元英宗即位（至治元年，1321）任命他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刑部郎中等职。可能是他见英宗和左相拜住得罪人太多，甚至皇太后的幸臣他都敢杀，所以第二年就提出要求请假回家。不久英宗被弑，拜住被杀。
第二次，泰定帝期间，泰定帝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中书参知政事等职，四年（1327）请病假回家，不准。在不同意付西域商人五百万缗而得罪右相倒剌沙之后立即称病回家。
第三、四次，文宗天历元年（1328），史惟良父丧回家。二年（1329）有诏起复拜御史中丞，辞不赴；文宗召见他，要他任御史中丞，他坚决推辞，说自己有病。但文宗下诏要他任御史中丞，他不得不应诏。至顺元年（1330）二月，任中书左丞，在反对撒敦提出的给丞相之弟的庶母（撒敦妻）五十万钞事后，就再三以母老为由，要求准许他回家侍亲。起初不允，后写信给右相燕铁（帖）木儿，终于得以回家。
第五次，至顺三年（1332）五月，文宗要他出来工作，任命他为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使，这时文宗身体状况已不佳，（八月崩）权力全在燕铁木儿手里，他以母亲年老为由不赴。
第六次，至顺四年（1333）五月，文宗皇后召他和许师敬等“十老”赴上都商议国家大事，当时形势非常复杂，顺帝只有十三岁。他大力支持皇后立即立顺帝为帝。六月六日，顺帝在上都即位，诏条多采用他的观点。诏书宣读毕，他立即提出因病请假，又以母亲年老为由，回家侍亲。皇太后下旨要他留京办事，但他给皇太后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后就立即回家。
第七次，顺帝元统元年，顺帝任史惟良为中书左丞，（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使），他以母亲年老力辞。
第八次，元统三年（1335），顺帝要他任枢密副使，他以“内忧”在家守孝。
第九次，至元三年（1337）五月服除，顺帝任命他为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使，他就以自己年老为由（65岁）请求退休。
第十次，至元三年，史惟良被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中丞。他见当时大丞相伯颜大权在握，任意变乱祖宗法令，跟这种人不能一起工作，所以待了一个月就辞职回家。后伯颜果然于至元六年（1340）被罢相。
从上述史惟良“明哲保身”的记录来看，他不愧是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他是忠君、忠于职守的。但当他看到事情如果危及自身安全的时候，他是不愿意作无谓的牺牲的。俗话说：我惹不起躲总躲得起吧！在封建官场上，如果人家看你已知难而退，或闭门不出，在权位上不对他构成威胁时，也是不会再来对你穷追猛打的。这就是史惟良的明哲保身之法。
（四）淡泊的处世之道
社会上有句口头禅：“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就是说，当你陷入江湖的矛盾漩涡之后，那就不由你自己了。你只能顺着这漩涡漩下去，想摆脱也摆脱不了。
但《红楼梦》中也有句名言：“要退步还得抽身早。”这就是说，如果你想在官场上不被卷进漩涡的话，那你还得“即早抽身”，避开矛盾，再晚就来不及了。
史惟良就是这么一个既“涉足江湖”、屦临漩涡，但却能“即早抽身”，全身而退的高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关键在于他有一条淡泊的处世之道，即有一个坚定的淡泊的人生观。
史惟良淡泊处世的人生观，首先表现为仕途的追求上能显则显，不能显则隐，而不是急急乎一味地追求显身扬名，更不是为了名利而不择手段。诚如他在临终前讲的话：“死生常事，男子盖棺事乃毕。汝不忧身之不修，尚奚悲我为？”以及告诫他儿子史铨所讲的“忠君孝亲之道，”不要汲汲于求进，并告诉儿子在他死后不要排场，说“石椁虽坚，不如速朽；纸衣瓦棺，足周吾身。”
史惟良临终前讲的这几句话，是他淡泊一生人生观的高度概括：修身、忠君、孝亲，不要苦苦追求功名利禄，死后薄葬完事。他把个人的修身放在人生的首位，在官做到“忠君”，在家做到“孝亲”，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他的一生言行就是实践这一处世哲学。
正因为他淡泊名利，因此在官场上他就能做到真正“忠君”。凡是皇上有请，他召之即来，来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诚心诚意地帮你出谋画策，不怕得罪任何人，包括你皇上。如果你不采纳，或者得罪了权贵，他就扬长而去，不谋求官位。正因为他没有“权力欲”，所以皇上对他尽可以放心，从而得到重用。
正因为他淡泊名利，因此他在官场上用不着趋炎附势，拉帮结派。做到“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周而不比。”仁宗时得到皇太后宠幸的权臣（《元史》把他列入奸臣）帖（铁）木迭儿想拉他入他的帮派，他坚决拒绝。虽遭帖木迭儿的中伤而免职，但他内心坦然。其他如泰定帝时的倒剌沙、文宗时的撒敦、顺帝时的伯颜，都是凌驾于皇帝之上，权倾朝野的人物，他一个也不依附，相反还频频得罪这些大人，做到刚直不阿。
正因为他淡泊名利，所以他能清廉洁己，生活上不追求豪华奢侈，在利与义的关系问题上做到见利思义，知足常乐。做到“君子喻于义”。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史惟良被升任为中书左丞，文宗赐他沛县（今江苏沛县）田五千亩，他当面推辞，说自己家里有薄田可以供给粥饭，有愧于无功受禄，不敢接受这样大的恩赐而招来别人的讥谤。文宗告诉他，这“出于朕意”，不必推辞。他推辞再三，文宗心里不乐，他才不得已拜谢而退。但一退下来就向皇上打报告，细述不能接受的道理，把田归还于官（公家）。正因为他淡泊名利，所以他能做到“孝亲”，给“二老”很好地赡养送终。
史惟良淡泊处世的人生观，第二方面就是表现在他不为官的时候，能够幽闲自适，保持良好的心态，犹如闲云野鹤，超然物外，与世无争。他退休之后，自号“逸翁”，修建了临漪亭、浩然堂、贯道书院，藏书不止万卷。起居坐卧、宾客燕谈之所都设书简，手不释卷。他的书法也很好，有晋人法度。每年春秋佳日，就驾着青骡小车，出外郊游，遇到风景优美的林泉园池，往往在其中流连徘徊，好象一个田夫野老。晚年读的书越多，书理越精，诗文博敏纯实，有奏议杂文诗歌若干卷，自己题名为《泛云》。（见《神道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那进则立德、立功、立言，退则隐遁山林、自得自乐的“君子”之风。《神道碑》评他是“浮云飘忽而白日常新，颓波横溃而砥柱不改”，诚可谓画龙点晴之笔。
历史评价
从上述材料可见，象史惟良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这里有个极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元王朝皇位更迭之频繁。皇位的争夺每个王朝都有，差不多也都相互残杀。但是，无论是汉唐抑或两宋，都不象元代那样“你方唱罢我登场”，皇位的变换甚至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任期制还快。假如史惟良的有生之年碰上的不是这样一个时代，那么他很可能成为一个久居朝廷高位的名臣，抑或成为一个大半辈子隐居山林的隐士。作为史惟良个人来说，他是善始善终的；但作为一个国君之臣而言，他几乎都是有始无终的。他没有给任何一个任用过他的君王送终。正是元代王朝这种历史的偶然性、汉人地位的特殊性与史惟良个性的交叉结合，成就了史惟良这个传奇式的人物。这种现象也正是后人需要从深层上进行研究与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