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县有朋的个人简介
山县有朋（日文：やまがた ありとも，英文：Yamagata Aritomo；1838年6月14日-1922年2月1日）日本军事家，政治家。幼名辰之助，后改小助、小辅。明治维新后由山县狂介改名山县有朋，号含雪。
长州藩中间（地位比足轻还低的一个阶层）出身，早年参加“尊王攘夷”活动。历任陆军卿、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首相）。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在日本军队和政府中势力庞大，是日本陆军之父，开启了长州藩军人控制陆军的时代。对内阁的交替和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有重要影响。官至从一位、大勋位、功一级、公爵。
人物生平
山县有朋（Yamagata Aritomo，やまがた ありとも、天保9年闰4月22日（1838年6月14日）―大正（1922年）11年2月1日）日本幕府末期和明治、大正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两届首相，日本近代陆军的奠基人，明治维新以来“军阀王国的始祖”。长州藩(今山口县)中间出身。 幼名辰之助，后改名小助、小辅。明治维新后改名有朋，号含雪。自幼喜爱习武，曾把“我是一介武夫”作为座右铭，擅长柔道和剑术。1853年16岁起，任长州藩役卒、监察员随从。参加“尊王攘夷”活动。任长州藩倒幕武装奇兵队军监。他曾就学于松下村塾，拜倒幕派领袖吉田松阴为师，与久扳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诚等交往甚密。他多次往返于长洲、京都之间，了解形势，策动倒幕。1864年9月，在抗击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的下关战争中，他身先士卒，右腕和腹部中弹负伤，成为攘夷运动的先锋。1865年，他率奇兵队清除了长州藩中对幕府表示恭顺屈从的“俗论党”，夺回藩政权。1866年，他又指挥奇兵队打败了第二次征讨长州的幕府军，保卫了长州讨幕根据地。1868年，在关系到讨幕维新运动成败的戊辰战争中，他任北道镇抚总督兼讨伐会津越后口总督的参谋，亲自率军征战，先后攻占长冈、若松等战略要地，为建立明治维新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1869年，因“戊辰战争”有功，获得世代享禄600石的待遇。
明治维新后，他赴欧洲英、法、德等国考察军事。归国后历任兵部少辅、大辅、陆军大辅、陆军卿、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直至成为军界第一无二的实力人物。他长期致力于日本近代陆军的建设与改造。1878年发表《告诫军人书》，强调勇敢、忠诚和服从天皇的旧有美德，反对民主和自由主义倾向。他是《征兵令》的倡导者和制定者，他主持进行的变镇台为师团制，整顿陆军教育机构，创立军医处，为近代陆军的建立打下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逐步把日军建设成一支近代资产阶级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有“日本近代陆军之父”之称。同时，他还通过两次组阁，在政治上推行“强兵富国”政策，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拓宽了空间。他的统治术虽不像伊藤博文那样老谋深算，但也不是平庸之辈。他性情沉稳且有些神经质，办事慎重而果断。不论任何事情，一旦下定决心，就不顾一切干到底。 1889年12月，黑田隆清内阁辞职，他首次受命组阁，任首相兼内务相，他一上任，为提倡尚武精神，他建立金A勋章，以授予将来武功超群者，对内设法巩固天皇专制制度，颁布《帝国教育敕令》；他直接领导创立了地方自治制度，对警察制度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并且是制定《保安条列》，镇压民主运动的主谋。对外，于1890年抛出所谓“主权线”与“利益线”的侵略扩张理论作为施政方针，并强调以军刀作后盾，大力推行军国主义路线，主张出兵侵略中国和朝鲜。从而形成了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大陆政策。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奠基人。
1891年5月辞掉首相职务后，不久就出任第二次伊藤内阁司法相，后任枢密院议长，始终控制着军界，左右着政界。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任第一军司令，率军入侵朝鲜。连战连捷，成为日本第一个跨越鸭绿江的统帅。奉调回国后，山县再任监军兼陆军相，并参与策划大本营。1896年，作为特使前往莫斯科，与俄国达成妥协，共同瓜分朝鲜半岛。1898年1月获元帅称号，11月到1900年10月重任首相，他不但派兵加入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而且还想趁火打劫，派兵攻占厦门，只因顾忌列强反对才作罢。他虽然竭力主张对外扩张，但在行动时又比较慎重，沙俄当时派兵占领了东北，窥伺朝鲜，威胁日本的利益，日本政府非常紧张，外相青木周藏力主与俄决战。山县深知日本国力尚弱，军事和外交准备不足，压制了青木的主张，避免了一场冒险战争。对内，他竭力镇压刚出现的社会劳工运动。他发布政府章程，规定只有现役军官才能担任陆军和海军大臣，从而事实上使军队摆脱了文官的控制。
早年山县山县有朋1838年6月生于长州荻城下川岛庄，他家属平民阶层，其父是一名比步卒地位还低的仓库协理员。低微的出身成为他投身明治维新，最终造就了历史上最大派阀的原动力。曾有传说，他小时候，有一次在大雨中和一个地位高的上士相向而行，不慎把泥水溅到上士和服的裙裾上，结果被强迫趴在泥泞中道歉。无论怎么说，低贱的出身导致了山县有朋产生打倒德川时代身份制度的念头，这一点是肯定的。福泽谕吉曾说过：“门第制度有如杀父之仇。”山县有朋难以容忍德川时代的身份制度。
山县二十岁时进入松下村塾，二十五岁成为奇兵队军监，率领军队参加了讨幕战争。1868年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时任兵部大辅的大村益次郎想建立新式军队，遭到士族反对，1869年遇袭负重伤身亡。他的后任前原一诚当了不到一年兵部大辅就辞职了。山县于1871年担任兵部大辅（1872年官司制改革，改称陆军大辅）。之后他一路飞黄腾达，晋升为陆军中将、近卫都督，成为缔造日本新式陆军的关键人物。
1872年，发生了怀疑陆军省御用商人山城屋从山县有朋处接受陆军省公费违法融资事件，山城屋自杀，山县被迫辞职。但两个月之后山县便复官为陆军卿，这是因为当时的萨长藩阀政府认为如果没有山县有朋，日本创建新式陆军的脚步就会放缓。政府首先确立了前所未有的征兵制度。根据山县有朋在奇兵队的经验和考察欧洲各国征兵制的基础上，日本政府于1872年颁布征兵诏书。诏书及同时颁布的太政官告谕批判旧武士阶层“抗颜坐食”，指出打破武士身份特权将实现上下平等，人权齐一，这样才是兵农合一的基础。这种观点代表了出身于下级武士的维新功臣们的共同想法。
山县有朋有一特雅致特优美的名号叫“含雪”，但他一辈子干得那些事儿和“雅致优美”没一点关系。他自幼习武，什么剑术、柔道、枪法，都挺拿手。年轻时山县英勇地参加了讨伐幕府的战争，为明治天皇政府立了大功。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全新改版””―明治维新开始后，山县被明治政府派到欧美各国考察军事，这一考察可不得了，山县受刺激了，原来西方的军事力量是如此强大如此发达，而他们“东洋军”和“西洋兵军”一比，简直就是一原始部队。回国后山县逐渐掌握了明治政府的军队大权，开始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能力都用在了改革军制上，他要把日本军队也打造成欧美国家那样的强兵劲旅。
山县仔细琢磨了一下他在欧美各国看到的军事制度，认为日本陆军应该向诞生过陆战第一牛人拿破仑的法国学习，日本海军应该向诞生过海战第一牛人霍雷肖?纳尔逊的英国学习，后来他又觉得战略天才毛奇领导下的德国（普鲁士）陆军更牛，连不可一世的法国也被德国（普鲁士）打翻了，于是乎，他干脆把日本陆军军制改成德国式的，一时间，日本军界冒出了一大批“德粉”。
当时日本的士兵多是职业武士组成的藩兵，这帮家伙没见过啥世面，相当落后，还自以为是，山县早就想废他们了。在山县的主张下，明治政府搞了个《征兵令》，在全国老百姓中征兵，士兵终于不再像原来那样只能由武士来当了。近代兵制一实施，日军的实力马上壮大起来。为了让新建的军队“老实听话”，山县又搞了诸如《军人“读法”七条》、《军人训诫》、《军人敕谕》之类的东西，规定士兵们最最重要的就是效忠天皇，为天皇而战是最大荣誉，为天皇而死是最大幸福。山县一天到晚鼓足了劲给日本士兵灌输武士道精神，就这样，日本军队成了“皇军”，为了“天皇”，他们干什么都行。
有了新军队，旧日的武士就不值钱了，山县又建议政府颁布《废刀令》，强迫武士摘掉了象征地位身份的武士刀（当然，山县他们那帮“皇军”头头们还是整天配着东洋刀的）。武士们对新政府干得这些事很愤怒，于是一连串的武士叛乱爆发了，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昔日“维新三杰”之一、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悲剧英雄西乡隆盛领导的1877年的鹿儿岛叛乱（即“西南战争”）。山县对“叛贼们”毫不手软，他被任命为“皇军”的征讨参军（相当于“军师”），一手制定了作战计划，7个月摆平了叛军，西乡隆盛最终剖腹自杀。此战乃明治政府建立以来面临的最严峻考验，山县成了赢家，从此他更为天皇所倚重，其权势和影响力和与日俱增。
西南战争后，山县继续他的改革大业。1878年他设立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军事部门――参谋本部，这可是日本军事史上的大事，“参谋本部”这个东西权力极大，直属天皇，可以直接指挥陆军，负责所有陆军作战计划的制定。对参谋本部来说，政府和议会算个鸟，不仅政府无权管它，它还可以操纵政府。后来日本怎么就变成了军人当政的军国主义国家去四处杀人放火？就这个“军部独立”给闹得，山县这厮“功不可没”！
山县那么卖力地改革军制为了啥呢？肯定是“强国”！那强了国之后干啥呢？明眼人都知道：侵略扩张！山县这个人对军制改革万分痴迷十分投入，对侵略扩张也是情有独钟竭尽所能。1889年他当上了内阁首相后就叫嚣“伸张国势”是最要紧的事，也就是日本得抓紧时间搞侵略。
甲午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身为陆军元老的山县兴奋极了，他亲自挥刀上阵，担任第一军司令官，指挥日军击败清军，攻占平壤，然后率军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连克九连城、丹东。由于日军连连得手，清军节节败退，山县是越打越亢奋，甚至打算杀入中国内地与清军主力决战，全然不顾补给问题和西方列强有可能干涉。他提出向大本营提出了《征清三策》，极力主张冬季作战：1.从海路至山海关再次登陆作战，建立根据地进行直隶作战；2.向旅顺进军，将兵站基地移至不冻港；3.立刻北进，攻取奉天。山县在《征清三策》中提出南迫京津，北略奉天，同时开辟两个战场，再一次表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冒险主义。
首相伊藤博文考虑到日军冬季登陆不便以及西方列强干涉等因素并不赞同山县有朋的冒进主张，还有冬季如果战线拉得太长，补给势必也会困难，不如趁机攻击山东威海卫的北洋水师军港以及南下攻击台湾为上策。最终大本营采用了伊藤的建议，否决了山县的冒进主张，命令山县有朋第一军冬季全军待命以待春季再发动攻势。但是山县悍然独断专行，违抗大本营指示私自下令桂太郎师团进攻海城，遭到海城清军奋勇抵抗而陷入泥潭，而日本国内无足够的兵力再去支援海城。所以大本营决定罢免山县第一军司令官的职务，但是川上操六等人担心如果公开罢职山县势必会为了保存武人颜面而剖腹自裁，于是建议伊藤首相面见明治天皇以“回国养病”名义召回山县。 于是明治天皇亲自写了召回诏书，山县虽然声称病已痊愈但是天子命令已下无可奈何，只得乘坐轮船回国。临行前，他给野津道贯、桂太郎二位师团长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马革裹尸无所期，出师未半岂空回？
无奈天子召何急，临别阵前泪满衣！
其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回国后面见天皇，被解除枢密院议长以及第一军司令官职务，改任“监军”。但依旧参与大本营重要决策。野津道贯升任第一军司令官职务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
四年后，山县有朋第二次当组阁拜相，虽然仅执政两年，但“坏事”没少干，其中有两件最轰动。第一件是为了对付伊藤博文那帮文人政客，他制定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担任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的人必须是现役大将或中将；第二件是派遣部队参加了著名的“强盗匪徒组合”―八国联军，合伙欺负大清。匪徒们在北京一番烧杀奸掠后，山县很是欣慰―“皇军”在“卑鄙邪恶”的道路上终于可以和欧美列强平起平坐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山县又一次激动得欢呼雀跃，他出任日军参谋总长和兵站总监，亲自制定了对沙皇俄国的作战计划，日军在陆上击溃了沙俄陆军，在海上消灭了沙俄舰队，取得了近现代史上第一次“黄克白”（黄种人打败白种人）战争的胜利，中国东北的父老乡亲被祸害得不轻，“皇军”则“威震世界”，从此在疯癫的道路上一路疾驰。
政治干预虽然山县被描绘成“民众之公敌”，但如果不怕引起误解地说，山县热爱民众，可是附有条件，山县热爱那些挥汗如雨劳作的农民、工人，以及在战争中勇于献身的战士们，他对佣人们十分和蔼可亲。所以说山县热爱的是那些为了国家和政府尽心尽力的民众。与之相反，他不能容忍民众对抗、批评政府。明治初期，山县把自由民权运动家们视为敌人，指责自由民权运动“盯着民权、诽谤政事、中伤官吏、暴论诽议，无所不为”，认为如任其蔓延必将祸害天下。
1878年发生了竹桥骚乱事件。事件是由于参加过西南战争的近卫炮兵队对政府论功行赏行动迟缓及削减薪俸而引起的。山县认为其中有民权论渗透到了炮兵队的背景，于是炮制了一份“军人敕谕”，其中有一节规定道：“保卫国家，维护国权，全凭军力，军力消长关乎国运盛衰。不为舆论所迷惑，不为政治所约束，恪守忠节本分乃军人之唯一正道。应牢记义重于泰山，死轻于鸿毛。”
山县强烈反对军事干预政治及政治干预军事。他做到了后者，却自己践踏了前者。为了防止政治干预军事，山县于1887年建立了参谋本部。这个机构与以前太政官管辖下的参谋局所不同之处在于，只有作为辅佐天皇处理军务的最高机关首脑―陆军卿才可以担任本部长，而且独立于政府（太政官）之外。山县有朋亲自担任了首任参谋本部长。旧日本帝国宪法第11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政府、甚至议会都无权干预，从而确立了军令权的独立地位。
陆军中分成以山县有朋、大山岩、桂太郎、川上操六等人的主流派和曾我佑准、三浦梧楼、堀江芳介、鸟尾小弥太等人的反主流派。主流派推崇普鲁士式二元主义军事理论，在军事教育、军队制度方面排除原来的法国模式，引入普鲁士模式。反主流派与之对抗，坚持法国模式。此前，陆军中将鸟尾、三浦、谷干城和少将曾我四位将军在1881年提出建议书，对政府提出批评，要求重新审议北海道出售官有产业事件。他们的作法触犯了军人不得干预政治的训诫。同年底，政府废除了陆海军刑律，代之以陆军刑法和海军刑法，根据新法中对“军人干预政治、上书议政、讲演或以文书形式作宣传者”的处罚规定，他们被处以禁闭。此外，长冈外史等人以研究军事为名于1881年组织成立“月曜会”，反对陆军进行普鲁士式改革，成为与陆军当局对立的集团。结果该会核心人物鸟尾、三浦、曾我、崛江等人在1888年被编入预备役。1889年“月曜会”被解散。
陆军中的反主流派被严厉禁止过问政治，但提出这一主张的主要人物山县有朋又是如何做的呢？山县在1882年担任参事院议长，占据行政要职。1883年担任内务卿，1885年担任内相，1889年担任首相，1892年担任法相，1893年担任枢密院议长，1898年再次担任首相，1905年担任枢密院议长，历任政界及行政上的要职，晚年作为元老仍对政治掌握强大权力。在此期间，他还作为现役军人占据军部要职。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西乡、大久保、木户、伊藤等活跃在明治维新期间、创立了明治国家的元勋们大多是行伍出身，但明治初期尚未对文官与武官的职权作严格区分，因此伊藤也对军事进行了相当的干预。他们造就了一个封闭的精英社会，用极端的话讲，他们享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山县以军人身份占据文官要职的作法被桂太郎继承，从此军人政治家层出不穷。
制定制度山县作为军人政治家，于1889年继伊藤博文、黑田清隆之后成为第三代首相。确立地方自治制度是山县内阁第一大课题。评论家上杉慎吉评论道：“山县公将建立地方自治制度作为国家之根本，并为此作出了努力。应该说，与赫赫战功相比，他在建立地方自治制度上的功劳更大。”当时的地方自治制度与现在完全不同。山县的目标是在1890年开设国会之前防止政党势力发展到各个地方政府，町村不被卷入中央政界的波澜，避免中央的波动波及市町村，妨阻国家运营，并将地方政权建设成为市、町、村民的精神涵养讲习所。为了让地方上的名门望族担任地方议会议员以防止自由民权思想和运动渗透到地方政界，山县将世界上罕见的等级选举制度引入地方选举。
根据政府规定，有选举权的人限定在满二十五岁男子、在当地居住两年以上并交付了两日元以上直接国税者。如果只是这种选举限制还不足大惊小怪，山县主导制定的选举制度是在市级行政单位中实行所谓“三级选举法”，在町村中实行“二级选举法”。即把直接国税交纳总额三等分，然后将纳税人按交税额多少排序，当纳税累计额达到总额三分之一时划一档，处于这一档内的人为第一级选举人；下一个三分之一总额再划一档，这一档内的纳税人为第二级选举人；剩下的人为第三级选举人。第一级选举人是极少数，从这些人中选出市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第二级选举人略多一些，第三级选举人占大多数，也分别选出三分之一市议员。在町村级行政单位选举中则分为两级。更有甚者，一个郡中三分之二议员由各町村会间接选举选出，剩下的三分之一由大地主（拥有价值一万日元以上土地的人）间互助选举产生。山县想通过这种方法把“老成踏实”之人安插到地方政界，他认为这些人重视社会秩序，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可以消除高唱“架空中央”论调和空谈国家大事的弊端。
派别形成山县没有大的战功，却能成为军队最高领袖，这是因为大村益次郎被暗杀；前原一诚在1870年辞去兵部大辅之职，并因1876年的荻之乱遭处刑；西乡隆盛因鼓吹征韩论而失势；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相继下野；1877年西乡等人在西南战争中失败，从此从政坛消失。这样，在剩下的人之中只有山县胜任军队的领袖了。如上所述，1881年以鸟尾、三浦、谷、曾我四位将军为首的反山县势力被从要职上排挤下来，从此陆军中形成了山县派这样一个大派阀。山县的影响力渗透到政界、官界和学术界，形成除军部外还囊括枢密院、贵族院、司法省在内的日本政治史上最大的派阀。后来的吉田茂、田中角荣、竹下登等人的派阀都远远不及山县派的规模。
政治评论家入江贯一认为，山县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这么庞大的派阀得益于他善于用人。他在用人时先派给他们各种任务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如何，之后适才适用，根据能力委以相应工作，磨炼其才能后再委以重用。他对部下从不弃之不顾，而是想办法帮助部下把工作做好。山县的部下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将，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论功行赏，出人头地，所以他们没有更高的要求。他们对山县宣誓效忠，结成派阀，逐渐壮大。山县派阀中有陆军的桂太郎、寺内正毅、田中义一；政界中有白根专一、平田东助、大浦兼武、清浦奎吾、田健次郎等一批人。其中桂太郎、寺内正毅、清浦奎吾、田中义一日后都成为了首相。
山县虽自称“一介武夫”，实际上心怀深谋远虑。和他相反，伊藤博文因性格外向而受人拥戴，但伊藤恃才自傲，不太提拔别人，对没有能力的人弃之不顾，所以形不成自己的派阀。很多人都承认伊藤是精英，但极少人成为其心腹。山县占据权力中心时，那些想利用山县的人更加趋之若鹜 。《时事新报》在山县去逝时评论到：“山县派不过是一些想利用山县的人们的集团而已。”比如星亨，他为了发展壮大自由党势力而利用山县和伊藤，山县、伊藤也默认自由党的利用。原敬一方面试图通过废除郡制和分裂贵族院打击山县派，一方面又尝试接近山县，终于建立了最为山县所厌恶的政党内阁。原敬之所以要接近山县，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山县的首肯谁也无法掌握政权。
两届内阁1889年12月24日第一次山县内阁成立。山县首先要面对的是日益迫近的第一届总选举。山县想让有一定资产的“老成诚实之士”占据议会多数。在当时的民党（反政府的政党、政治派系）势力中，旧自由党分裂为大同俱乐部、自由党、爱国公党三派，立宪改进党与旧自由党派势力对立，但他们都主张与西方列强缔结平等条约；节约政府经费，休养民力，减轻地租；要求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并在打倒藩阀政权问题上立场一致。
选举结果民党势力在300个议席中获得174席（大同俱乐部54席，立宪改进党43席，爱国公党36席，九州联合同志会24席，自由党17席）的多数席位。从第一届帝国议会开始，民党就围绕政府提出的预算案与政府发生对立。政府提出的明治24年度预算案的经常项目为7217万1181日元，临时项目为846万7532日元（不到1日元的忽略不计）。以大江卓为委员长的预算委员会提出岁出应削减一成，即888万日元，委员会全体同意。山县在提出预算案时，一再强调政府当前存在制定制度、发展产业、增强军备等紧迫课题，但预算案的审议仍不顺利。山县曾一度考虑解散议会，但又担心这样做会使外国认为日本实行立宪制为时尚早，最终他借颁布安保条列将60名异端份子赶出东京，同时拉拢国会议员，以削减631万日元预算为代价说服了自由党中的土佐派，预算案才得以在议会通过。中江兆民曾悲愤的称议会成了：冷血动物的陈列馆。
在对外关系方面，山县有朋留下“主权线”和“利益线”的名言。所谓主权线即指日本必须守卫的国境线，同时也是日本的生命线。利益线与主权线有很大关联，如果利益线受到外国侵犯，则主权线也面临危险。当时的朝鲜被认为就是这种利益线。日本通过战争进行领土扩张，主权线和利益线都大大地向外延伸了。
山县厌倦了国会对预算案进行审议，在第一届议会闭会后马上就辞职了。山县第二次组阁是在将近8年之后的1898年月11月。在这8年之中，发生了日清战争，民众的战争观、政治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富国强兵政策得到认同。在经济方面，日清战争后日本进入资本积累期，各种政策的实施必须依靠健全的财政制度做保证。为增收地租和将产业家们的意见反映到议会中，修改选举法成为一大课题。要解决这一课题就必须在议会得到多数支持，因此山县至少在表面上放弃了超然主义，与旧自由党派系的宪政党展开合作。合作的条件有三条，包括放弃超然主义、采用宪政党纲领、与宪政党结成休戚相关的一个整体。第二次山县内阁在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安田善次郎等实力派资本家支持下，实现了增收地租和修改选举法这两个在当时“最不受欢迎”的课题。宪政党中的大多数人倾向于政府高层主张的“商工立国论”，在党内实力者星亨的工作下，选举法修正案在稍加修改后得以通过。
在第十四届国会召开之前，山县内阁修改了文官任用令，堵死了政治家成为敕任文官的道路。他还在1900年修改了陆军省、海军省官制，规定军部大臣只能由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此外，山县为对付日清战争后爆发的工人、农民运动，于1900年3月颁布警察法。同年10月，山县辞去首相职务，但仍对政界、官界、军界保持着隐性影响力。
晚年时期日俄战争爆发后，任参谋总长兼兵站总督，是战争的总谋划者和指挥者之一。指挥日军与俄军作战，侵占中国辽南地区。曾三任枢密院院长。1907年晋封为公爵。
通过几次战争，山县在日本军政界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当时能与他匹敌的只有政界牛人伊藤博文公爵了，1909年伊藤被韩国刺客安重根给搞死了，山县终于成了日本军政界的头号巨头，俨然一独裁者，简直可以说是一手遮天。经常以元老身份操纵政界。明治天皇在位时他还老实点，到了大正天皇时期他就无所顾忌了，就连皇太子裕仁选妃他都得管一管（其实是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所以大正天皇特烦他，见到他那副老脸就腻味得茶饭不香。1922年2月1日，这位对近代日本历史影响至深的“皇军”大头目在小田原古稀庵中去世，终年84岁。著有《山县有朋意见书》等。他培养的那些“皇军”后辈们继续在日本军政界活跃着、疯癫着……
人物评价
山县有朋是一个严厉、阴沉、专横的家伙，他对日本军事发展贡献巨大，地位显要，权倾朝野，但并不讨人喜欢（日本国内不待见他的人极多）。他一手打造了现代化的日本“皇军”，开创了日本军部干涉政治的先例，直接参与策划和指挥了对中国清王朝和沙皇俄国的战争并取得胜利。他对日本迅速蹿升为世界军事强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再不回头，直到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