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的个人简介
苏智良，男，上海人。现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专门史博士点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人物研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初中历史教科书主编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上海史，毒品史，慰安妇。被誉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个人简介
苏智良，1956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嵊州。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专门史博士点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人物研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初中历史教科书主编等。
研究方向
有社会史、上海城市史、抗战与中日关系等。著有《上海近代史》（合作）、《上海近代黑社会研究》、《中国简史》、《中国毒品史》、《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1909年万国禁烟会研究》等20余种。
出版著作
《民国三教九流归宿》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
《民国社会名流归宿》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
《慰安妇研究》1999上海书店
《民国文坛名流归宿》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
《海上枭雄：黄金荣与上海社会》2000江苏人民出版社
《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2000人民出版社
《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2001人民出版社
《血泪“慰安妇”》2001光明日报出版社
《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2004上海辞书出版社
《近代上海黑社会》2004商务印书馆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和赔偿问题》2005商务印书馆
《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2005
《追索--朝鲜慰安妇朴永心和她的姐妹们》2005广东人民出版社
《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2005上海人民出版社
《日本对海南的侵略及其暴行》2005上海辞书出版社
《袁世凯与北洋军阀》2006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近年成果
近年主要著作有：《中国毒品史》、《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海上枭雄――黄金荣与上海社会》、《禁毒全书》（主编）、《中国简史》（主编）、《罪孽滔天――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主编）、《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真相》、《血泪慰安妇》（原著者）、《当代人类社会问题》（主编）、《日本历史教科书评析》（副主编）、《近代上海黑社会》（合作）、《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合作）、《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合作）、《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纪实》（合作）、《追索――朴永心与她的姐妹们》、《日本对海南的侵略及其暴行》（合作）等，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所研究的毒品史、“慰安妇”问题等前沿课题，被国内外媒体大量报道，主要有：新华社、《半月谈》、央视《东方之子》、《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中国新闻社报道》、路透社、共同社、法新社、中央社、韩国联合通讯社、TBS、BBC等。
慰安妇研究
专攻上海近代史、毒品史、黑社会史的苏智良，为了开启慰安妇这一段被抹去的历史真相，十几年里他遍阅相关日伪档案、日军老兵回忆、战时报刊等资料；为了采集证人证言、搜集资料，他从东瀛到上海，从白山黑水到黄土高原，从冰封北国到炎炎海南，几乎跑遍大半个中国；他登上东京、海牙、华盛顿、多伦多等城市的讲坛，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呼吁资助曾被迫做慰安妇的老人；他不辞劳苦，每年专赴日本参加法律诉讼，为受害老人索求赔偿；他写成我国第一部全方位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慰安妇研究》。被誉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苏智良觉得，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历史的真相。
主编教科书
曾主编上海版（沪版）高中历史教科书，2001年末，以苏智良为首的历史组竞标得到上海“二期课改”教材编写项目。该教材在2003年开始在上海近百所中学试用。2006年9月1日，《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周看（Joe Kahn）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评论新教科书中毛泽东领导革命、阶级斗争的内容相对减少，摩根银行、比尔·盖茨、纽约证券交易所等内容进入教科书。政治英雄让位给了经济英雄。该文被广泛转载。
2006年10月，部分北京学者开始批评沪版历史教科书，甚至不惜上书中央，认为此书在“淡化意识形态”、 “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2007年5月，上海市教委决定本年9月入学的高一新生必须使用一套新的历史教科书。除苏智良外，原来的编写组成员均未能获批进入新的编写组，在这种情况下苏智良辞去高中历史教材主编职务。苏智良主编的历史教科书，很有可能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最短命的教科书。[2]“ 我们编写这套新版教材的目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希望通过学习历史，能够培养既具有民族精神、又具有世界意识的社会主义新公民。”苏智良的梦想，随着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停止使用，碎落一地。
与网民激动的反对意见不同，学界普遍对新版教科书表示欢迎。对于上海教科书引发的风波，余秋雨在一个公开场合演讲时批评道：“在这个文化乱糟糟的时代，我们缺乏一种鲜明的文化态度和文化选择，这样就很难有明确的文化形象。不能为了求稳就不敢表达自己的态度。就像前段日子上海改了历史教科书，是个很大的进步。可是面对一些质疑声，我们为什么不大声亮出我们的观点呢？”
教育部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负责人朱汉国也觉得将教科书问题“拔到政治点上来讲，跟意识形态扯上边，根本没有必要”。
朱学勤也认为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用文明来代替暴力，用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演变代替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是非常大的进步。他还表示 那种师生互动和学生参与的气氛，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灌输和教条式的背诵法，所以他认为在教学方法上也有比较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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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智良，揭开中国慰安妇神秘真相
文／宫曙光
2000年3月30日，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这天上午10点整，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隆重召开。
会上，一位勇吃螃蟹的中国学子──上海师范大学44岁的青年教授苏智良，将自己用8年时间实地调查的中国慰安妇真相，向全世界公开曝光。他以其确凿无疑的证据指出：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被逼充当过慰安妇，并不是日本一些政客和学者一贯所宣称的那样中国根本就没有慰安妇。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其受害人数和程度远远超过朝鲜、韩国、菲律宾等。中国的上海是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和最大受害地，日本在上海建立的慰安所总计达83个，有些遗址至今仍然存在。日军在中国的20多个省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中国现有幸存的已知慰安妇约150余人。
伴随中国慰安妇真相的揭开，这位揭谜的青年学子也一下子成为新闻人物。国内外一些传媒称其为“中国慰安妇研究第一人”、“中国当今的正义战士”、“一个有良心的中国学子”、“一个最关心妇女历史命运的现代中国人”。
如今，苏智良在他的寓所里又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东京小聚，初涉慰安妇领域
1991年6月初，苏智良作为公派客座研究员赴日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和深造。12月份，日本国内突然爆出一件震惊全国的特大新闻。日本《每日新闻》刊登了议员伊东秀子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讲，他公开指出战时日本政府曾参与慰安妇徵集活动。这一消息在日本国内迅速传开。几天后，一群做过日军慰安妇的韩国老太太在日本最高法院门前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给予道歉和赔偿。
与此同时，在一个周末的学术报告会上，一位日本教授问苏智良：“据说战时日本的第一家慰安所就在你们上海，是这样吗？那几位韩国老太太就是在你们中国充当慰安妇的？”
虽然苏智良是一个研究上海近代史的学者，但当时对慰安妇这一沉重的历史谜案一无所知，他甚至说不清楚究竟什么是慰安妇。
日本教授接着说：“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应该把它搞清楚呀！否则枉做学者呀！”
苏智良觉得日本教授说得很对，必须搞清中国慰安妇的历史情况。从第二天起，他开始往返于东京的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查找资料，收集证据。可是，查了三个月，除了案头越积越厚的报摘，最直接的有关中国尤其是上海慰安妇的第一手材料，却是一字皆无。
而这个时候，他的公派访问学者的一年期限马上要到了，苏智良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去留。经过仔细的考虑，苏智良决定不放弃查找中国慰安妇材料的机会，要求母校再延长一年的时间，费用由自己承担。他的申请得到了上海师范大学的同意。
留下后，苏智良经人提醒改变了查阅方向。他直接到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这里保存着大量日本战时的档案以及有关日军战时的各类图书。
1993年4月的一天，苏智良被一本日文版图书里的一张照片给深深地吸引住了。照片上的左右两方分别是两座木板房，中间是一片空场地。在空场地上有一个日本军人正走进一个房间，他的旁边有一个身穿和服的女人在服侍他。图片写着：杨家宅慰安所。他再看看书名，叫《从上海到上海》。是原在上海派遣军做过军医的麻生彻男所写的回忆录。
6月11日，苏智良带着他在日本找到的那张照片、砖头一般厚的复印资料、200多本日文版专业图书和心中涌动的一个重大课题，回到了上海。
踏破铁鞋，找到上海83个慰安所
1993年7月初的一个星期天，苏智良带着从日本弄回的那张照片，开始了对长江区杨家宅的实地调查。
他去了浦东新区、虹口、杨树浦、军工路、翔殷路等地，对叫杨家宅的地方进行查找，但仍没有结果。图片上的杨家宅到底指什么地方呢？
他拿出上海地图指南，仔仔细细地查看。突然，他把目光从军工路旁的杨家宅移到不远处的沈家宅，他决定到那儿去看看。几位热心的小伙子领着苏智良来到了年愈80的史留留老人家。史留留听完苏智良所询问查访的事情后，很是郑重地说：“你要问的地方，就在我们现在说话的这个地方。1937年8月上海抗战爆发后，日本兵从虬江码头登陆，占领了沈家宅。不久，便建起十来幢木结构的平房，每幢房有10间房间，房间大约有10平方米，还挂起了“杨家宅娱乐所”的牌子。我们这里人都管它叫『东洋堂子』。”
苏智良连忙从兜里拿出那张照片，老人看后肯定地说：“就是这样的房子。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那个东洋堂子！”
苏智良本着一个学者的态度，又询问了几位老人，他们均非常明确地说：“千真万确，日本人在我们这里所造的孽，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掉。”
从这以后，苏智良便背着照相机，在史留留等一些知情老人的帮助下，在上海的各个地方又开始了大范围查访。他几乎走遍了上海的大小街巷，占用了所有的星期天，又找到了几十位历史见证人，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到1995年2月份，基本上搞清了上海的慰安所情况，认定上海的慰安所共计达83个。
耗费万金，调查中华妇女受难史
1994年4月11日，《南方周末》以“慰安妇的眼泪”为题，对苏智良找到上海沈家宅这一最早的慰安所进行了专题报道，同时还配发了两张苏智良视为最珍贵的照片和简介。这个专题见报后，立刻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上海师范大学决定将慰安妇问题作为一个重大课题进行立项，具体由苏智良负责研究，希望他能在数年内把这个处于朦胧状态的近代史疑案搞清楚，尤其是要把中国妇女所遭遇的劫难真相彻底揭开。
得到了学校的肯定和支持，苏智良决定走出上海。他和妻子陈丽菲对现有资料进行了详细分类，把调查的范围初步定为两大块，即南方慰安所和北方慰安所。先以南方慰安所为切入点，南方慰安所以南京为第一站。苏智良认定日军在华实行慰安妇制度，野蛮徵集妇女作为性奴隶是在南京大屠杀后开始的。
1997年8月10日，苏智良揣着妻子给他的1万元钱，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开始他的中国慰安妇神秘内幕大调查。
如同在上海调查一样，苏智良在设有慰安所原址的周围询问上了年岁的老人。经他们回忆介绍，指明当年日军在南京鼓楼一带确实设有多家慰安所，里面有大量中国女子。
接下来，他又在白下路312号、桃源路3号、利济巷普爱新村、中山东路、湖北路楼子巷、太平路白菜园、相府营、贡院东街2号等地分别了解到慰安所的大量情况，而且有些遗址至今尚存。根据日本图书记载和对南京档案的寻检，苏智良最后得出结论，日军在南京所设立的慰安所遍布南京城的大小街巷，不少于300座，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规模远远超过上海。
南京调查初捷，苏智良继续南下。先后对杭州、南通、苏州、无锡、镇江、杨州、常州、富阳、嘉兴、定海、象山、金华、宁波等城市进行调查，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年底，当人们准备迎接新年的时候，苏智良向妻子要了1万元钱，又踏上了去广州的路途。在广州调查完之后，沿着铁路线北上，到了湖南省的几个主要城市，然后又转向福建、江西、安徽，再向西来到了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最后到了湖北、河南、河北、山西、□西、北京、天津、内蒙，行程达几万公里。
在此次调查中，苏智良通过当事人的旁证和一些当地档案的记载，基本理清了头绪。最令苏智良庆幸的是他在山西和湖北见到了十几位幸存的中国慰安妇，这些饱受磨难的中国妇女都分别向苏智良进行了详细的陈述，有几个老太太还领着苏智良来到了她们当年被日本鬼子抓去做慰安妇的土房和窖洞前，一边哭着一边讲述着她们当年的凄惨经历。
1998年4月，苏智良在东北找到了有记载的慰安所400余个和十几个尚存的遗址。5月，他来到海南，在当地人士的帮助下，于小小的弹丸之地竟然找到了60余座慰安所旧址，见到了黄有良、陈亚扁两位幸存的中国慰安妇。在海南的查访调查中，让苏智良十分惊诧的是，海南的原日军慰安所建筑仍然绝大部分都没有被拆毁或破坏，大量的旧址至今尚存。
至此，中国大陆除了西藏、新疆、青海之外，苏智良硬是靠着他的信念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搜集资料达几百万字，拍摄照片几千张，耗费约4万余元，中国慰安所及慰安妇的内幕总算一一搞清楚了。
公开真相，赴日演讲写专著
从1998年5月起，苏智良开始写作中国慰安妇研究的专著。他每天除了学校的正常教课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
12月份，他接受日本一个民间组织的邀请，去日本演讲日军当年在华实行慰安妇制度的野蛮暴行。在当地华侨和日本民间组织的安排下，他先后进行了7场演讲。由于他的演讲有根有据，有照片有录像有旁证有历史资料，因此，所到之处无不人头攒动，盛况空前。许多日本人当着苏智良的面表示深深的愧疚。一些日本老兵不但帮苏智良维持秩序，而且还为他提供了许多资料。然而，除了有良心的日本人之外，日本的右翼势力则大势阻挠苏智良的演讲，破坏他的正义行为。
当苏智良在大阪进行第八场演讲的时候，一伙右翼分子开着30辆汽车围住了苏智良演讲的会场，他们喊着“中国没有慰安妇”、“日本军人没有徵集中国妇女”的口号，向苏智良示威。
面对右翼分子的歪曲事实的鬼嚎狼叫，在会场上进行演讲的苏智良心中禁不住升起了愤怒的火焰，他用日语向急欲冲进会场的右翼分子怒吼道：“你们否认中国有慰安妇，否认那段历史，这是白日做梦。请你们记住，真实的历史是不容抹杀的，任何人也掩盖不了。我告诉你们，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一个用多年心血进行实际调查的中国人，我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向你们说明，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在中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他们强徵中国妇女充当性奴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最为暴虐的残酷事件。这段历史真相，不但我能证明，就是现在台下的一些日本老兵也能证明，你们日本的一些学者也能证明……”
回国前夕，一些日本学者和韩国学者找到苏智良，与他进行慰安妇学术交流。
一位韩国学者在与苏智良商讨当时日军徵集性奴隶的实际数字时，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即日军当年所徵集的慰安妇是以朝鲜半岛第一，总人数15万左右；中国第二，总人数10万左右，其余分别为菲律宾、印尼等国。苏智良对韩国学者的这一研究数字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应当是中国，其次是韩国、朝鲜、以及日本。中国的慰安妇总人数当在20万人。对苏智良的质疑和“中国第一”之说，那位韩国学者也没有反对，但他却拿出196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对女性施暴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明确指出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徵朝鲜半岛的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达15万人之多，是受害国当中最多的。
苏智良震惊了。“这个报告不科学，不完整，不准确，我一定要让这个报告重新改写。”
1999年3月，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正式推出。与此同时，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古铜色牌子也正式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门口挂了出来。
由于《慰安妇研究》是中国第一部全方位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再加上此书以披露和澄清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国这一定论为出发点，因此，这部专著又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披露慰安妇制度全过程的专著。
此书的出版，使一直在中国讳莫如深并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得以公开曝光。而为此付出大量心血和资金的苏智良在媒体追踪他的时候，却带着“中心”的学生并以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开始策划召开国际听证会的方案。
揭露罪恶，召开国际听证会
1999年4月，苏智良向学校提出举办国际听证会的申请，并详细阐述了召开听证会的意义。学校领导非常高兴，全票通过支持苏智良筹办这个会议。但由于经费紧张，会议费用只能由苏智良自己想办法。
实际上，苏智良也并没有想增加学校的负担，他同妻子已经商量妥，准备把家里所有的存款倾囊拿出。然后，再寻求一些外援，会议经费也就够了。
然而，上海市教委外事办鉴于苏智良是以个人身份申请筹办大型国际学术交流会，原则上不同意。苏智良只得一遍又一遍地往高校外事办跑，并把自己的《慰安妇研究》递给他们过目，终于得到认可。
过了高校外事办这一关，苏智良又向上海市外事办申请。本来上海外事办应该是终审，但会议重大，敏感性强，外事办不敢做主，便把报告送到了外交部。
苏智良见多日不回音，便给外交部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的简历、调研、著书情况以及召开中国首次国际听证会的目的全部倾诉于笔端。
不久，外交部通过上海市外事办通知苏智良，同意召开这个国际会议，并在批覆中特别对苏智良的研究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
2000年3月30日，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听证会在上海师大国际交流中心准时召开。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的17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陈丽菲主持，苏智良作中国慰安妇真相的公开报告。他以自己长达8年的调查研究结果向与会者进行了阐述。他特别指出中国是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国，受害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朝鲜和韩国。
由于会议在中国召开，又是苏智良个人策划的，所以，苏智良成了所有媒体采访的对象。
听证会议上，几个西方记者问苏智良：“你用了这么多心血，耗费了家中几乎全部积蓄，做成了这件事，可日本政府恐怕既不会道歉又不会赔偿，你是不是白公布了真相？你觉得值吗？”
苏智良说：“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本来的面目。作为中国学者，将日本人掩盖的罪恶历史揭开，是我的责任。至于我个人耗了一些钱财，那与我们民族的尊严受到挑□是不可比拟的。”
4月2日，大会通过了苏智良起草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言》和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认罪，向中国受害妇女进行赔偿的白皮书。各国媒体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会议结束时，苏智良对记者说：“穷追八载，今天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
